第二屆民營經濟法治建設峰會檢察機關服務民營經濟典型案例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服務保障民營經濟發展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法治問題，更是民生問題、政治問題！事關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近年來，檢察機關堅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的重要指示精神，通過依法辦案，公正司法，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現擷要發布12個典型案例，敬請垂注。

落實刑事檢察政策

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

　　服務民營經濟11項檢察政策出臺以來，各地檢察機關堅持“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實刑的就提出適用緩刑建議”，讓企業家卸下包袱、輕裝前行。以下4個案例是其中典型代表。

　　案例一 額溫儀未按約定交付，是否涉嫌合同詐騙？

　　案例二 依法不起訴，挽救11家企業

　　案例三 公司無證處置危險廢物未造成污染后果，檢察官依法作出不起訴

　　案例四 企業買賣二手硬盤，貼了打印的標簽，算不算商標侵權？

　　案例一

　　額溫儀未按約定交付，是否涉嫌合同詐騙？

　　【基本案情】

　　A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B公司法定代表人劉某。

　　2020年2月21日，何某、劉某簽訂《協助采購合同》，約定B公司委托A公司采購5000支某品牌醫用額溫儀，總價150萬元，2月26日至29日交貨，交貨延遲或質量問題可協商退款、退貨。A公司收到B公司150萬元貨款后，即向生產企業訂貨并預付貨款125.95萬元。后因疫情期間政府臨時管控額溫儀的主要配件溫度傳感器，生產企業無法按時完成訂單。何某向劉某解釋并承諾補償200支額溫儀。2月28日至3月10日，何某交付給B公司額溫儀約2000支。B公司經抽樣送計量測試機構檢測，顯示溫度偏差較大。3月中旬政府取消管控措施，何某于3月16日前向B公司發送余下3000多支額溫儀，前后共計5200支。B公司對后面3000多支拒絕收貨。何某提出重新檢測，劉某提出有質量問題且交貨延期，要求退款150萬元并支付違約金。何某同意但表示資金已用于采購，短期內無法退款。后B公司再次電話聯系，何某未接聽。

　　【案件辦理情況】

　　2020年4月2日，B公司派員到公安機關報案。次日，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對何某未采取強制措施，并邀請檢察機關同步介入。檢察機關介入偵查后，提出調查取證建議，查明A公司遲延交貨系客觀原因導致，其在疫情期間曾有多筆類似交易且均已履行完畢。檢察機關認為，本案不屬刑事犯罪，于4月24日發出《要求說明立案理由通知書》。4月27日，公安機關決定撤銷本案。隨后，檢察機關走訪報案單位，進行釋法說理，建議雙方合理協商解決經濟損失問題。

　　【典型意義】

　　辦理經濟犯罪案件，應嚴格區分民事糾紛與刑事犯罪界限。具體在合同詐騙罪中應注意以下幾點：一是防止客觀歸罪，避免片面關注行為結果而忽略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以造成損失后果代替對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二是關于非法占有目的，可從有無實際履約行為、資金去向、以往交易履約情況等方面綜合認定。三是嚴格審查行為人是否具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行為。本案中，檢察機關第一時間介入引導偵查取證，從介入偵查到監督撤案僅20余天，增強了監督的及時性，使刑事訴訟對企業的不利影響明顯降低。撤案后，檢察機關上門通報案件情況，針對焦點釋法說理，引導雙方通過民事途徑解決糾紛、化解矛盾。

　　案例二

　　依法不起訴，挽救11家企業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被告人陳某、崔某、吉某等人在獲悉某市農村道路9個標段提檔升級工程的招標信息后，通過楊某等中間人介紹，組織A公司等11家有資質的企業，各自派公司資料員統一制作商務標書串通投標，最終中標2個標段，涉案金額3900萬余元。中標路段主要由陳某、劉某分包施工。工程于2018年底竣工驗收并投入使用。

　　【案件辦理情況】

　　該案因被實名舉報而案發。2018年6月，公安機關以涉嫌串通投標罪對A公司等11家單位、陳某等30名參與人立案偵查。2020年2月，該案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檢察機關經審查認為，A公司、陳某等相互串通投標報價，涉嫌串通投標罪，但涉案單位和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應根據情節輕重作出區別處理。2020年5月，檢察機關對提出犯意、實際操作、有前科的陳某等6人提起公訴，對僅出借資質的11家串標單位和犯罪情節輕微的24名參與人作出不起訴決定。

　　2020年7月，陳某等6人被法院依法判處拘役二個月至有期徒刑八個月不等刑罰。判決后陳某等6人均未上訴。

　　【典型意義】

　　檢察機關堅持打擊和保護并重，對于串通投標的提意者、組織者、主要受益者以及職業陪標人、專業居間介紹者，依法從嚴懲處；對于沒有犯罪前科、被動參與陪標、收取少量好處且具有從輕、減輕情節的，依法作不起訴處理，并向行政主管部門提出加強招投標監管、開展以案釋法警示教育的檢察建議和對被不起訴人予以行政處罰的檢察意見。相關主管部門采納了檢察機關的意見建議。同時，因該案在當地有重大影響，涉案企業和人員眾多，檢察機關通過現場和遠程視頻連線等方式組織了公開聽證，聽取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監督員的意見建議，接受社會監督，慎重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最大限度降低刑事辦案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案例三

　　公司無證處置危險廢物未造成污染后果，檢察官依法作出不起訴

　　【基本案情】

　　唐某系A公司的實際控制人。A公司的經營范圍是三氯化鐵及其溶液的生產銷售，持有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但不具有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

　　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A公司與其他5家公司合作處理工業廢酸。合作模式為：A公司提供技術工藝和技術人員，5家公司自行購置設備或使用A公司的處理設備，將5家公司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鹽酸洗液處理成氯化亞鐵溶液，處理費用約為300元/噸。合作期間，A公司共收取處理費用1671.2萬余元。處理后生成的氯化亞鐵溶液，5家公司免費或以10元/噸的價格處理給A公司，A公司租用專業車輛運回本公司作為生產原料。經鑒定，涉案廢酸液屬于危險廢物，危險特征為毒性、腐蝕性。

　　【案件辦理情況】

　　案發后，唐某主動投案，2019年2月被公安機關取保候審。偵查機關認為唐某在未辦理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不具有危險廢物經營資質的情況下，未向行政監管單位申請報備，非法處置廢酸牟利，數額巨大，已觸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之規定，涉嫌非法經營罪，于2020年1月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委托專家進行環評工藝檢測，確認A公司在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過程中，未造成環境污染。檢察機關認為，A公司雖未取得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但沒有造成超標排放污染物、非法傾倒污染物或其他違法造成環境污染的后果，不能以非法經營罪論處。2020年5月，檢察機關對唐某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積極與行政機關對接，建議主管部門給予A公司、唐某等行政處罰。

　　【典型意義】

　　對本案行為人非法經營危險廢物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應作實質性判斷，其雖然未依法取得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但不具有違法造成環境污染情形的，不能簡單以非法經營罪論處。根據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從事危險廢物經營活動，有嚴重污染環境的才按照污染環境罪定罪處罰，同時構成非法經營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本案雖依法不作刑事犯罪處理，但仍應根據《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等規定，給予行政處罰。

　　案例四

　　企業買賣二手硬盤，貼了打印的標簽，算不算商標侵權？

　　【基本案情】

　　王某系A省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經營計算機軟件及輔助設備、電子元器件的銷售、維修等業務，王某在B省、C省等地成立了經營范圍相同的關聯公司。

　　王某幾家公司的具體經營內容和模式為，B省公司負責低價回收舊的服務器、硬盤等電子產品硬件，A省公司和C省公司負責測試，測試后發現能夠正常使用的，進行數據清除和外觀清潔處理，后裝箱包裝，在包裝箱上粘貼自行打印的含有原品牌LOGO的黑白標簽，最后以二手商品對外銷售。舊商品上原有的商品標貼、防偽貼等保持原貌，不作處理。

　　【案件辦理情況】

　　本案因有關公司舉報案發。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后，將王某及公司員工共28人抓獲，并于2018年12月刑事拘留。公安機關認為，王某等28人的行為違反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的規定，以涉嫌假冒注冊商標罪，于2019年1月提請檢察機關審查批準逮捕。

　　檢察機關審查認為，王某等人在收購和出售二手商品過程中，沒有證據顯示其在商品上冒充他人品牌，也沒有將舊商品翻新作為新商品出售，其在外包裝上使用原品牌LOGO標簽主要起到的是標識區分作用而非假冒注冊商標，故認定王某等人構成犯罪的證據不足，于2019年1月對王某等28人依法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

　　【典型意義】

　　經營二手商品是否涉嫌違法犯罪，應當根據查明的事實進行客觀認定。對于只是銷售二手產品，沒有翻新、改造、冒充他品牌等行為的，屬于原產品的自由再買賣行為，不涉及商標侵權，亦不涉嫌犯罪；對于收購二手產品，改變其外觀、功能、結構后再出售的，應根據改變程度，看是否侵犯他人合法的注冊商標專用權以及國家商標管理秩序，判斷是否合法。本案中，檢察機關通過走訪公司，實地查看工作流程，深入了解經營模式，進一步查明基礎事實，最終按照罪刑法定原則認定其不構成犯罪，依法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充分保障了涉案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也為同類企業正常經營提供鏡鑒。

堅持不枉不縱

依法開展立案監督

　　堅持少捕慎訴，嚴格區分刑事犯罪和經濟糾紛界限，對不該立案的涉民營經濟案件依法監督撤案，對侵犯民營企業權益的案件依法監督立案，增強民營企業家的法治獲得感。同時，針對辦案中發現的企業經營管理漏洞，積極制發檢察建議，促進民營企業家依法辦事、守法經營。以下4個案例是檢察機關依法開展立案監督的典型代表。

　　案例五 刑法的歸刑法 民法的歸民法，一枚公章的真假之爭

　　案例六 大額透支信用卡逾期未還，是否涉嫌信用卡詐騙罪？

　　案例七 更改產品標準未備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

　　案例八 98根電線桿被推倒，民事糾紛還是刑事案件？

　　案例五

　　刑法的歸刑法 民法的歸民法，一枚公章的真假之爭

　　【基本案情】

　　2008年，A公司向某市某區法院訴請B公司支付共同承攬的項目利潤分成，并出示了約定平分利潤的《聯合投資協議書》。B公司負責人薛某偉辯稱該《協議書》系偽造，所蓋的公司公章系A公司薛某鑫私刻。2010年1月11日，區法院結合全案證據認定B公司存在非備案公章，判決支付A公司項目分成款。至2015年，此案歷經數次一審、二審、再審程序，法院均判決A公司勝訴，并執行部分款項。2015年9月，B公司薛某偉在第三次再審期間以其公司印章被偽造向某區公安分局報案，某區公安分局于2016年1月10日立案偵查，但一直未偵查終結。因刑事案件久拖不決致使民事程序無法順利進行，某中院作出撤銷民事判決、駁回起訴的再審裁定，且執行程序被裁定回轉；2018年3月，薛某鑫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并被采取限制消費令。

　　【檢察機關監督情況】

　　線索發現。2019年2月，A公司薛某鑫以B公司薛某偉隱瞞事實、騙取刑事立案為由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撤案。

　　調查核實。檢察機關依法開展了如下調查核實工作：第一，調取原始章樣重新委托鑒定，確保鑒定意見可采。第二，復核言詞證據，證實薛某偉存在私刻公章的可能性。第三，調取關鍵書證并鑒定，證實薛某偉報案時隱瞞重要事實以騙取立案。第四，排除他罪可能，查明本案已超過追訴期限。

　　監督意見。區檢察院以本案不符合立案標準為由監督公安機關撤案。2019年5月13日，向公安機關發出《通知撤銷案件書》；同年6月17日，針對怠于偵查造成嚴重后果等偵查違法行為，向公安機關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并公開宣告。

　　監督結果。2019年5月29日，公安機關撤銷了B公司被偽造公司印章一案，并于7月19日將整改措施及效果書面函告某區檢察院。薛某鑫已向某區法院另行起訴。

　　【典型意義】

　　司法實踐中，民事訴訟中已經敗訴或即將敗訴的一方當事人，為謀求不正當利益，惡意通過刑事立案，企圖阻斷對己方不利的民事裁判結果出現，嚴重干擾涉案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和司法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檢察機關通過開展獨立調查核實工作，查明案件事實，依法監督偵查機關撤案，切實維護受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

　　案例六

　　大額透支信用卡逾期未還，是否涉嫌信用卡詐騙罪？

　　【基本案情】

　　林某某系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為了公司在日常經營中的結算便利，以個人名義在銀行申辦了一張信用額度為人民幣100萬元的信用卡。經透支消費，共計拖欠70余萬元未歸還。銀行多次催收后，林某某與銀行簽訂了還款計劃，但未按計劃還款。銀行報案后，林某某四處籌錢將欠款還清，后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

　　【檢察機關監督情況】

　　線索發現。在與本地區公安分局定期召開的涉民營企業刑事案件通報會中，某地檢察院了解到林某某信用卡詐騙一案，后經提前介入偵查發現，公安機關對透支款的用途以及林某某不能還款的原因未進行取證，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證據不足。某區公安分局認為，林某某透支消費出現逾期后，經發卡銀行有效催收，超過三個月仍不歸還，根據司法實踐應推定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引導取證。檢察機關引導公安機關及時補充信用卡主要消費對象以及公司股東、財會人員的證言，查清透支消費主要用于公司經營活動；收集證實公司承接大型BT項目，但因工程拖延時間較長，導致資金周轉困難等證據；調取申領信用卡的書證材料，證實林某某申領信用卡時提供的信息真實有效。

　　監督意見及結果。某區檢察院認為，林某某申領信用卡時沒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透支款項大多用于公司經營，未及時還款系因公司經營困難的客觀原因所致，不能認定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發出《通知撤銷案件書》。隨后，該區公安局決定撤案。

　　【典型意義】

　　檢察機關在辦理信用卡詐騙案件時，要嚴格區分罪與非罪，切實保護民營企業主的合法人身財產權益。認定信用卡詐騙犯罪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當綜合持卡人信用記錄、還款能力和意愿、申領和透支信用卡的狀況、透支資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現、未按規定還款的原因等情節作出判斷。同時，檢察機關認真落實“誰執法誰普法”的責任，加強法治宣傳教育，引導民營企業經營者依法辦事、守法經營。

　　案例七

　　更改產品標準未備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

　　【基本案情】

　　2017年3月，某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在對某摩托車公司現場檢查時，發現該公司生產的1臺正三輪摩托車的軸距與取得強制性產品認證時提供的樣品不一致，亦不符合其合格證上明示的企業標準，為不合格產品。同時，認定該公司已經銷售31臺上述不合格產品，銷售金額為16.6萬余元。據此，該局以涉嫌犯罪向公安機關移送案件，公安機關以該公司涉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立案偵查。

　　【檢察機關監督情況】

　　線索發現。摩托車公司認為其生產正三輪摩托車的行為不屬于刑事犯罪，向檢察機關申請立案監督。

　　調查核實。檢察機關受理后，主動向行政機關調取了物證、書證、詢問筆錄等證據并聽取行政機關意見；引導偵查機關赴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對多名關鍵證人及涉案公司的代理商、經銷商進行了詳細取證；就有關專業問題咨詢行業專家及行業協會意見。辦案查明，正三輪摩托車產品的軸距無國家標準，該公司制定了企業標準，在生產過程中根據客戶反饋情況及專業技術人員意見，適當加長了車輛軸距，但沒有及時修改企業標準，導致行政機關認定相關車輛為不合格產品。目前，未收到已售車輛出現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反饋。

　　監督意見。檢察機關經審查認為，涉案公司根據客戶要求對生產的正三輪摩托車的軸距有所調整，但調整幅度較小，無證據顯示調整對車輛的質量和使用性能產生了影響，不能直接將此類產品認定為刑法上的“偽劣產品”。客觀上，涉案公司不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的行為，涉案公司對車輛軸距的調整雖有不規范之處，應進行行政處罰，但不能評價為刑事犯罪。

　　監督結果。檢察機關向公安機關發出《要求說明立案理由通知書》，并書面反饋審查意見。公安機關于收到意見后第二日撤銷案件。

　　案后跟蹤。檢察機關向涉案企業提出5條檢察建議。涉案公司根據建議立即停止生產“超標”車輛，并對已售同類車輛進行召回整改處理，重新擬定產品研發流程，對相應的企業標準進行了修改和備案。2020年3月，檢察機關對該公司進行回訪，公司運營狀況良好，擬于年內完成上市。

　　【典型意義】

　　檢察機關對民營企業因經營不規范所引發的問題，必須以歷史和發展的眼光客觀看待，注意從法律和政策層面準確把握、準確區分企業行政違法行為與刑事犯罪的界限，防止不當擴大打擊面，影響企業正常經營發展。

　　案例八

　　98根電線桿被推倒，民事糾紛還是刑事案件？

　　【基本案情】

　　某建筑公司承建通訊公司信號塔供電線路建設工程，該工程土地的使用權為某擔保公司所有，建筑公司在未獲得擔保公司許可和相關部門審批的情況下，便在土地上架設電線桿。2019年10月27日，擔保公司在進行清淤作業時，發現架設電線桿妨礙清淤，在向相關行政部門詢問得知架設電線桿并未經審批后，為排除妨礙、方便清淤作業，將已架設的電線桿拔除。拔除過程中，造成了部分電線桿斷裂。當日，某建筑公司到公安機關報案：該公司架設的數十根電線桿被推倒，造成財產損失。公安機關以故意毀壞財物罪立案偵查。

　　【檢察機關監督情況】

　　線索發現。2020年1月9日，檢察機關收到某擔保公司提交的立案監督申訴材料。

　　調查核實。按照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規定，檢察機關向公安機關發出《要求說明立案理由通知書》，并調取案件卷宗，全面審查證據。經調查核實，市工業和信息化局曾批準某通訊公司架設信號塔，但所占用土地屬建設用地，還需經縣級以上自然資源部門審批。某通訊公司在未經審批，也未征得擔保公司同意的情況下，便讓建筑公司架設電線桿。擔保公司為保證清淤工作開展，在尋求政府協調未果的情況下，將電線桿拔除。

　　監督意見。檢察機關認為，擔保公司主觀上無毀壞財物的故意，該私力維權行為雖然不當，但仍屬于民事行為，不應認定為故意毀壞財物犯罪。2020年4月7日，檢察機關向公安機關發出《通知撤銷案件書》。

　　監督結果。2020年4月8日，公安機關撤案。

　　【典型意義】

　　故意毀壞財物犯罪，主觀上須有毀壞財物的故意。本案涉事企業雖然給對方造成一定財產損失，但其目的是排除作業障礙，主觀上并不具有損毀財物的故意。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本案不符合故意毀壞財物罪構成要件。某通訊公司私自架設電線桿的行為侵犯了擔保公司對土地的使用權。擔保公司自行將電線桿放倒，是依靠私力排除妨害的自救行為，仍屬于民事糾紛。檢察機關依法監督公安機關撤案并進行釋法說理，促進涉事雙方就相關賠償和施工安排達成一致意見，事件得以圓滿解決。

開設12309“綠色通道”

依法受理民營企業申訴案件

　　今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展為期8個月的涉非公經濟控告申訴案件清理和監督活動，要求各省級檢察院逐案排查本地區接收的涉非公經濟控告申訴案件，嚴格按照7日內程序性回復，3個月內辦理過程或結果實質性答復的要求辦理，確保群眾信訪件件有回復。同時，建立12309檢察服務中心接待民營企業窗口“綠色通道”，開通“涉非公經濟司法保護專區”，對涉民營企業申訴案件優先辦理、重點辦理。以下案例是檢察機關辦理的涉民營企業信訪、申訴案件的典型代表。

　　案例九  復工復產面臨資金困難，檢警聯動解凍無關賬戶

　　案例九

　　復工復產面臨資金困難，檢警聯動解凍無關賬戶

　　【基本案情】

　　某家具公司擁有2家淘寶天貓店鋪、2家淘寶企業店鋪，共有淘寶客服、木工、油漆工40多人，法定代表人系郭某。

　　2020年7月13日，郭某到某市檢察院12309檢察服務中心，反映其公司賬戶被市公安機關凍結48天，經其本人申請仍未解除凍結，企業復工復產陷入困境急需資金周轉。郭某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偵查機關解凍賬戶，以解企業運營燃眉之急。

　　【案件辦理情況】

　　市檢察院受理后，經調閱偵查卷宗、實地走訪公司廠房、查看公司淘寶店鋪資料、調取被凍結款項的借款合同認為，郭某公司誠信經營，公司賬戶與所涉刑事案件僅有一筆往來款，并與案件無關。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五條規定，對查封、扣押的財物、文件、郵件、電報或者凍結的存款、匯款、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經查明確實與案件無關的，應當在三日以內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予以退還。據此，檢察機關依法提出解除凍結郭某公司賬戶的監督意見。2020年8月5日，公安機關解除凍結郭某公司賬戶存款人民幣200萬元，公司生產經營逐漸恢復正常。

　　【典型意義】

　　某市檢察院秉承“資源共享、協作共贏、團結共進”理念，與公安機關會簽《關于在辦理涉民營企業刑事案件中加強協作配合工作指引》。對于涉非公經濟控告申訴案件，該市檢察院建立涉民企信訪案件專事專辦機制，由員額檢察官或者檢察官辦案組專門受理和辦理涉企信訪案件，實現面對面溝通，扁平化聯系，個性化服務，努力提高服務民營企業質效。本案中，該市檢察院認真開展調查核實工作，查明被凍結賬戶與所涉刑事案件無關，相關偵查措施不當，依法督促公安機關及時解除凍結，切實維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

懲治侵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犯罪

依法凈化營商環境

　　檢察機關堅持嚴格依法辦案，通過履行批準逮捕、審查起訴等職能，向妨害公司企業管理秩序、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侵犯知識產權等犯罪亮出法治“利劍”，為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營造公平、安全的營商環境。以下2個案例是檢察機關依法懲治侵害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損害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刑事犯罪的典型代表。

　　案例十 借錢500萬否認詐騙，檢察官發現兩套賬目

　　案例十一 投標“一手托多家”，法律應當如何出手？

　　案例十

　　借錢500萬否認詐騙，檢察官發現兩套賬目

　　【基本案情】

　　申訴人周某某，某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系原案被害人。

　　被不起訴人方某某，某五金有限公司負責人。

　　周某某經營的公司是某外資企業在中國的核心供應商，年納稅額上千萬元，公司有員工500多人。2002年8月，周某某成立某塑鋼制品配件廠，至2009年底已有銀行貸款人民幣200余萬元，另高息向他人舉債人民幣300萬元左右。期間，周某某個人消費支出巨大，另需支付高額利息，實際已資不抵債。然而，方某某仍以企業經營需要和歸還高息借款為由，讓周某某替其擔保借款。2010年6月17日，方某某又以歸還高息借款為由，向周某某借款人民幣500萬元，同年7月27日離開當地。

　　【案件辦理情況】

　　2010年9月9日，周某某向該市公安局報案，該局決定立案偵查。2014年8月20日，方某某被抓獲歸案。2015年9月24日，市公安局以方某某涉嫌詐騙罪向市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市檢察院于2016年5月23日對方某某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周某某不服，向市檢察院提出申訴。檢察機關經立案復查，查明方某某公司存在“兩套”賬目，證實方某某提供的公司報表系虛假報表。方某某在其公司實際經營狀況較差的情況下，仍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方式騙取周某某人民幣900萬元。另，調查發現本案除周某某外還有其他受害人，新發現三筆詐騙金額合計396萬元的犯罪線索。檢察機關將新調取到的證據材料移交給市公安局，并監督該局重新立案偵查。2018年9月6日，市公安局以方某某涉嫌合同詐騙罪和詐騙罪移送審查起訴。2019年2月26日，市檢察院提起公訴。2019年12月20日，市法院以合同詐騙罪、詐騙罪判處方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罰金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方某某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生效。檢察機關對申訴人周某某進行了公開答復，周某某主動撤回申訴。

　　【典型意義】

　　本案申訴人系當地知名民營企業家，因本案關系到企業的生存發展和500多名職工的就業問題。檢察機關充分履行刑事申訴檢察職能，秉持客觀公正原則，全面細致復查，有針對性地開展調查核實工作并進一步補強證據，形成環環相扣的證據鎖鏈，有力證實犯罪，最大程度保護受害民營企業合法權益。

　　案例十一

　　投標“一手托多家”，法律應當如何出手？

　　【基本案情】

　　本案主要涉案人員徐某系無業人員，劉某系A公司某縣分公司總經理，陳某系B公司法定代表人，左某系綜合評標專家庫成員。

　　2016年10月，徐某、劉某商議共同出資競標工程項目，并雇用工作人員負責財務、項目管理、標書制作等事宜。2017年11月，徐某、劉某、陳某共同商議借用公司資質投標某街道“城鄉統籌一體化”農民安置房EPC項目，并約定無論哪家公司中標均由陳某承建，徐某、劉某從項目施工中獲取利益。之后，三人以A公司、B公司，以及陳某借用的C公司資質參與投標，同時陳某還聯系到三家具有EPC資質的設計單位，分別作為上述三公司的投標聯合體。在投標過程中，三人統一制定投標報價以提高中標概率，并在評標前聯系評標委員會成員左某等人，讓其在技術標評分時給上述公司打高分。后A公司以3.586億元的報價中標。預中標公示期間，因其他投標人對評標結果提出質疑而復評，劉某、陳某等人又多次到出借EPC資質的設計單位所在地開具證明，并通過聯系評標委員會成員左某等人要求其在復評時維持原評標結果，最終該項目維持了A公司中標的結果。

　　經查，在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期間，徐某、劉某通過相同手法，即借用資質競標工程項目、統一制定投標報價、聯系評標委員會成員評高分并給予財物、中標后將項目轉包給他人或通過投資方式從項目承建中獲得利益等方式，先后中標6個項目，共計金額7億余元。

　　另查明，徐某、劉某等人為實現中標目的，給予項目評標委員會成員左某等人財物，共計77萬余元。

　　【案件辦理情況】

　　本案系由堅持合法經營、公平競爭的多家民營企業連續舉報案發。公安機關經偵查，以徐某、左某等9人涉嫌串通投標、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等犯罪，于2018年11月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辯護人提出，徐某等人所犯串通投標罪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屬于牽連犯，應擇一重罪處罰。檢察機關認為，徐某等人實施的串通投標報價、賄賂評審專家的行為，分別侵犯不同客體，觸犯不同罪名，應對這兩個行為數罪并罰，并據此依法提起公訴。

　　2019年8月，法院作出一審刑事判決，認定徐某等人構成串通投標罪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左某等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招標評標活動中，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檢察機關在辦案過程中發現相關部門的監管措施存在欠缺，向行業主管部門發出檢察建議書，相關部門采納檢察建議，通過強化按月排查等監管措施，堵塞行業漏洞，凈化招標投標市場。

　　【典型意義】

　　檢察機關堅持依法懲處和平等保護相結合，通過依法懲治違法犯罪市場主體，更好地保護廣大合法經營的民營企業，推動民營企業筑牢守法合規經營底線。招標投標活動應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實踐中存在的招標人虛假招標或私泄標底、投標人串通投標或賄賂投標、中標人中標后擅自切割標段或轉包等違法犯罪行為，損害了招標、投標人的利益，破壞了公平競爭的環境，影響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應依法懲治其中的組織者、骨干分子和積極參與者，切實維護市場秩序。為有效懲治和預防招標投標領域中的違法違規行為，檢察機關向主管部門制發《檢察建議書》，將辦案中發現的監管漏洞及時反饋給監管部門，推動行業整治。

強化訴源治理

推動民營企業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

　　最高人民檢察院加強涉民企的行政檢察監督工作，積極推動涉企行政爭議的實質性化解。綜合采取監督糾正、促進和解、調查核實、公開聽證、司法救助等方式，深入推進“加強行政檢察監督，促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專項活動。強化行政爭議訴源治理，針對企業違法違規、執法部門疏于監管等情況，制發檢察法律意見書，有針對性地解決社會治理難題，助力提升民營企業發展的法治化水平。以下案例是檢察機關積極推動涉民營企業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的典型代表。

　　案例十二 一起行政爭議，為何讓三家民營企業揪心？

　　案例十二

　　一起行政爭議，為何讓三家民營企業揪心？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29日，李某等3人經營的某機械廠廠房因屬違法建筑，被當地房屋征收經辦中心和城市管理執法局強制拆遷。某市政府未作出強制執行決定，執行時也未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義務，廠房內被切割拆除的機械設備也未予返還。此后，李某等3人一直通過信訪途徑主張權利。2018年10月16日，李某等3人向該市某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決某市房屋征收經辦中心和城市管理執法局賠償其機械設備及停產停業損失共計303萬元。法院認為，李某等3人在2014年5月被強制拆遷后，應當知道權利受到侵害，至提起行政訴訟達4年之久，已超過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起訴期限，遂裁定不予立案。李某等3人不服一審裁定，上訴、申請再審，均被裁定駁回。

　　【案件辦理情況】

　　李某等3人認為法院裁定不予立案不當，于2019年9月20日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

　　檢察機關調取法院卷宗和相關執法單位強制拆遷時的書面資料，向申請人及其代理律師了解訴求，查明了申請人的起訴確實超過了法定期限，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并無不當，依法作出不支持監督申請決定。

　　同時，檢察機關依法查明，拆遷部門在未與被拆遷人達成補償協議的情況下強制拆除案涉房屋，確實違反法律規定，雖然強拆后拆遷部門進行了補償，但申請人因設備被切割拆除運走，無法繼續經營，一直上訪、訴訟，其目前主要訴求是要求返還拆除的設備；而拍得案涉違法建筑所在地塊的房地產開發企業也被申請人的上訪問題困擾多年，幫助存放設備的企業則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來看護設備。為增加審查透明度，檢察機關采取聽證會的方式，推動該案所涉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檢察機關多次與申請人釋法說理，講解法院裁判的合法性；與政府溝通協調，指出相關部門拆遷行為存在的問題，促成雙方和解。2020年3月25日，申請人在檢察機關的見證下與行政機關簽訂和解協議，取回了被拆除的設備。持續近6年的行政爭議得到了實質性化解。

　　【典型意義】

　　本案中檢察機關在調查核實的基礎上，通過采取公開聽證、釋法說理等方式，實質性推動行政爭議的化解工作，用看得見的方式實現了公平正義，切實維護了小微民營企業合法權益，同時為其他民營企業排除困擾，使企業能夠集中精力進行開發建設和投資經營。此案的圓滿解決，化解了個案爭議，平衡了各方利益，展現了護航民營經濟發展的“檢察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