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馬官員自認黨外干部不受黨紀約束 黨內文件看過就丟

黨外不是“例外” 違法必受嚴懲

　　“作為在人大機關工作的領導干部，我對法律不知敬畏，多次侵占老百姓的利益。我愿意接受處理并認罪悔罪。”法庭上，吉林省雙遼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民革四平市委原委員楊靜幾度哽咽、追悔莫及。

　　2018年12月29日，楊靜因犯職務侵占罪、行賄罪，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5年6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

自認為“黨外干部不受黨紀約束，出了事組織也許會網開一面”

　　2018年3月30日，楊靜接受監察調查的消息一經發布，在當地引起不小的震動。一個在人大機關工作了8年的領導干部，本應作知法守法的楷模，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緣何淪為違法犯罪的反面典型？

　　大學畢業后，楊靜被分配到雙遼市林業局工作。憑著突出的工作業績，年僅39歲的她便被任命為市林業局副局長，負責全市退耕還林工作。隨著職務的升遷、權力的擴大，逢年過節總有人送紅包、贈禮金。楊靜從最初的拒絕，到后來在半推半就中接受，底線漸漸失守。

　　楊靜在加入民革，并擔任雙遼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四平市人大常委等職務后，不僅沒有更好地利用手中權力為人民服務，反而背離了初心使命、拋棄了職責擔當，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

　　楊靜也曾有過一絲恐懼。然而，“黨外干部不受黨紀約束，出了事組織上也許會網開一面”的想法，卻猶如一針麻醉劑，讓她在違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監察體制改革之后，監察對象擴展到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楊靜成為四平市監委成立以來，首例被留置的非中共黨員的國家公職人員。

　　楊靜受到法律的懲處完全是咎由自取。她以自身的慘痛教訓詮釋了一個道理：反腐敗沒有“盲區”，黨外不是“例外”。任何領導干部只要走上背離人民的道路，終將自食其果，受到法律嚴懲。

講義氣、重感情的“老大姐”利用職權大肆撈取好處

　　在當地一些基層干部的眼中，楊靜是講義氣、重感情的“老大姐”——她會動用手中權力幫助他們。同樣，當楊靜有“難處”的時候，這些人也會“挺身而出”幫助她。

　　經查，2007年，時任雙遼市林業局副局長的楊靜找到時任吉興村黨支部書記趙品青(已故)，在未繳納任何費用、未簽訂任何協議、未辦理任何手續的前提下，先后索要9塊共計284畝集體機動地用來栽植樹木。2010年至2013年，楊靜利用職務影響，先后用其親屬和朋友名字，以偽造退耕還林合同的方式，為其在吉興村違法獲得的林地辦理了林權證，并全部違規納入退耕還林指標。為此，楊靜先后獲得退耕還林補貼款23.26萬元。

　　2013年下半年，楊靜得知自己在吉興村的林地將被雙遼市工業園區征占后，找到時任雙遼市開發區黨工委書記張某(另案處理)，就補償問題進行商量。在張某的幫助下，楊靜以朋友和弟媳名義，先后獲得485萬元的征地補償款。楊靜送給張某10萬元作為答謝，并為時任吉興村黨支部書記趙品德(另案處理)購買了價值8.03萬元的歐米茄手表一塊。

　　在雙遼市工業園區征地過程中，吉興村有部分群眾上訪，反映非吉興村村民獲得征地補償款。楊靜和趙品德商議后，決定用吉興村村民趙某、馮某為她在吉興村的被征占林地頂名，并簽訂虛假的《林地轉讓合同書》。2014年，趙品德以趙某、馮某名義，先后領取征地補償款229.26萬元，并分多次以現金形式轉交給楊靜。楊靜按照約定支付給趙某、馮某36萬元后，將其余資金用于投資理財及為家人購買奢侈品。

“對于一些黨內文件，我一目十行，看過就丟棄”

　　“我把違紀款都上繳了，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留置期間，楊靜經常這樣問辦案人員，其法律意識之淡薄可見一斑。

　　作為人大機關的領導干部，楊靜本應知法、學法、用法、敬法，而她卻恰恰相反。在趙品德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采取留置措施后，楊靜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她不僅沒有懸崖勒馬，反而心存僥幸，多次安排張某為其打探相關案情。

　　回顧自己一步步走入犯罪深淵的過程，楊靜總結出一個重要原因：自己總以黨外干部自居，而忽視學習。她懺悔道：“單位組織的各種主題黨日活動和各類警示教育活動，我以不是中共黨員為由而拒絕參加；對于一些黨內文件，我一目十行，看過就丟棄；黨紀條規、法律法規更是放在書架上束之高閣。特別是走上領導崗位后，我把上級組織的學習培訓，當成放松休閑的大好機會。”因日常學習流于形式，導致楊靜對黨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認識非常膚淺，思想上沒有是非界限，心理上沒有敬畏戒懼，行動上脫軌越界。

　　楊靜案警示我們：無論黨內黨外干部，都必須堅持終身學習、入腦入心，嚴格遵紀守法，不徇私枉法，不以身試法，否則必將付出沉痛的代價。(吉林省紀委監委 李紹東 李金航 || 責任編輯 代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