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云德資料照片：系"中國干擾素"之父 89歲仍在工作

　　侯云德是誰?

　　201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名單公布后，對這位鮮少在媒體上露面的科學家，不少人都發出了好奇的一問。

　　同樣的問題，60年前也被人問過。當時，前蘇聯《病毒學雜志》的編輯特意詢問：“侯云德是誰?他是什么樣的人物?他的論文怎么會發表這么多?”不怪編輯好奇，這位中國留學生在前蘇聯學習的3年半時間，發表了17篇學術論文，并在仙臺病毒等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最終直接越過副博士，被原蘇聯高等教育部破格授予醫學科學博士學位。　　

侯云德院士留學蘇聯照片

　　一輩子與病毒打交道，作為我國分子病毒學和基因工程藥物的開拓者，侯云德說：“認識世界的目的應當是要改變世界，學習病毒學、研究病毒學，目的應當是預防和控制病毒，為人類做出更加切身的貢獻。”

　　侯云德院士在病毒基因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大樓門口留影

“道固遠，篤行可至;事雖巨，堅為必成”，集畢生精力編織傳染病防控網絡

　　2008年，侯云德79歲。這一年，他被國務院任命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技術總師。

　　這時，距離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經過去5年。公眾或許已淡忘了當時的恐慌，侯云德卻不敢忘。“‘非典’來得太突然，我們沒有準備，病毒研究不充分，防控體系太薄弱了。傳染病在歷史上是可以讓一個國家亡國的，老的控制了，還會不斷出現新的，傳染病防控絕對不能輕視!”這位少時立志學醫、并且要當名醫的科學家，一生都在為祖國的防病事業而奮斗。

　　本該頤養天年的年齡，侯云德又忙碌起來，擔負起我國現代傳染病防控體系頂層設計的重任。他帶領專家組，設計了2008-2020年降低“三病兩率”和應對重大突發疫情的總體規劃，主導建立了舉國體制協同創新的傳染病防控技術體系，全面提升了我國新發突發傳染病的防控能力。

　　第一次挑戰很快來臨!

　　2009年，全球突發甲流疫情，國外死亡人數上萬名。在國務院領導下，我國成立了由衛生部牽頭、38個部門組織的聯防聯控機制，侯云德作為專家組組長，針對防控中的關鍵科技問題，開展多學科協同攻關研究。“這個組長可不好當，相當于坐在火山口上，責任重大。一旦判斷失誤，防控不當，疫情就有可能蔓延。”中國疾病預防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副所長董小平研究員回憶說。

　　當時，我國僅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成為全球第一個批準甲流疫苗上市的國家。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注射兩劑，侯云德則提出不同觀點：“新甲流疫苗，打一針就夠了!”

　　在疫情隨時有可能爆發的情況下，提出這一建議的侯云德，承擔的壓力可想而知。打兩針是國際共識，只打一針，萬一達不到免疫效果呢?

　　“科學家要敢講真話，為國家和人民著想，不能只計較個人得失。”侯云德是有底氣的。依據長期積累的經驗，結合新疫苗的抗體反應曲線和我國當時的疫苗生產能力和注射能力，侯云德堅定地提出了一次接種的免疫策略。最終，這一方案大獲成功，世界衛生組織也根據中國經驗修改了“打兩針”的建議，認為一次接種預防甲流是可行的。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國取得了“8項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實現了人類歷史上首次對流感大流行的成功干預。據來自清華大學第三方的系統評估，我國甲流的應對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國發病率與病死率，減少2.5億發病和7萬人住院;病死率比國際低5倍以上。這一重大研究成果獲得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一流科學家高度贊賞和一致認同，獲得2014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侯云德提出了應對突發急性傳染病的“集成”防控體系的思想，重點布置了病原體快速鑒定、五大癥候群監測、網絡實驗室體系建立的任務，全面提升了我國新發突發傳染病的防控能力，使我國成功應對了近十年來國內和國際數次的重大傳染病疫情。“MERS、寨卡、H1N1等病毒在我國都沒有流行起來，N7N9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國在傳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大幅提升，進入世界一流行列。侯院士作為這一體系的總師，功不可沒。”衛計委科教司監察專員、“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科技重大專項實施管理辦公室主任劉登峰表示。

　　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1992年工作會議

是“中國干擾素”之父，更是杰出的戰略科學家

　　侯云德是一位科學家，更是一名戰略科學家。他的很多科研成果和舉措，在當時都是具有前瞻性和開創性的，并且影響深遠。

　　“中國干擾素”之父，是業內不少人對侯云德的尊稱。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瑞士等國的科學家以基因工程的方式，把干擾素制備成治療藥物，很快成為國際公認的治療肝炎、腫瘤等疾病的首選藥，但價格極為昂貴。

　　侯云德敏銳地捕捉到基因工程這一新技術，1977年，美國應用基因工程技術生產生長激素釋放因子獲得成功，這一突破使侯云德深受啟發：如果將干擾素基因導入到細菌中去，使用這種繁衍極快的細菌作為“工廠”來生產干擾素，將會大幅度提高產量并降低價格。他帶領團隊歷經困難，終于在1982年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人α1b型干擾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國首個基因工程創新藥物——重組人α1b型干擾素，這是國際上獨創的國家I類新藥產品，開創了我國基因工程創新藥物研發的先河。α1b型干擾素對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細胞性白血病等有明顯的療效，并且與國外同類產品相比，副作用小，治療病種多。這項研究成果獲得了1993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此后，侯云德帶領團隊又相繼研制出1個國家I類新藥(重組人γ干擾素)和6個國家II類新藥。

　　侯云德更具前瞻性的，是他沒有固守書齋，不僅主導了我國第一個基因工程新藥的產業化，更推動了我國現代醫藥生物技術的產業發展。

　　“我現在還記得，26年前在侯云德先生的辦公室里，他打開抽屜給我看，一抽屜都是各種各樣的論文。侯先生說，這些科研成果如果都能轉化成規模化生產，變成傳染病防控藥品，該有多好啊!”北京三元基因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程永慶回憶，那時缺醫少藥，很多藥都需要進口，而且價格高昂。

　　一年后，在一間地下室里，當時60多歲的侯云德創立了我國第一家基因工程藥物公司—北京三元基因藥物股份有限公司。

　　侯云德主導了我國第一個基因工程新藥的產業化，將研制的8種基因工程藥物轉讓十余家國內企業，上千萬患者已得到救治，產生了數十億人民幣的經濟效益，對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科技成果轉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那時的干擾素藥品100%進口，300元一支，一個療程要花兩三萬元。現在的干擾素90%是國產的，價格下降了10倍，30元一支。但是侯先生還給我們提出了要求，希望價格能再降到20元錢、10元錢，讓普通百姓都能用得起!”程永慶感慨地說。

　　侯云德的戰略性，還體現在他對國家整個生物醫藥技術發展的頂層設計。

　　“侯云德院士是當之無愧的科學大家，在生物醫藥技術領域，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侯院士在把握方向。”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欽佩地說。在對我國科技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863”計劃中，侯云德連續擔任了三屆863計劃生物技術領域首席科學家，他聯合全國生物技術領域的專家，出色完成了多項前沿高技術研究任務。頂層指導了我國醫藥生物技術的布局和發展。在此期間，我國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藥物等5大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物技術研發機構成十數倍增加，18種基因工程藥物上市，生物技術產品銷售額增加了100倍。

　　侯云德院士(右一)全家福

“雙鬢添白發，我心情切切，愿將此一生，貢獻四化業”

　　“侯老師能夠做出方向性的判斷，靠的不是拍腦門，而是長期以來扎實的積累。”侯云德的學生、中國醫科院病原所所長金奇研究員告訴記者，盡管已是89歲高齡，但侯老師的勤奮，很多年輕人都比不上。

　　“侯老師每天都會關注國內外病毒學的最新動態，并且親自翻譯、撰寫，送給相關部門領導和同事參閱。每期都有上萬字，兩周一期，已經寫了200多期。”金奇說，他讀研究生時，侯老師工作非常忙碌，但仍然會在下班后到實驗室找學生聊天。“聊什么?聊的就是他掌握的最新技術和動態，通過侃大山的方式實時輸送給我們。侯老師對我們這些學生，對年輕人，在培養提攜上總是不遺余力。”

　　在學生和同事眼中，侯云德是無私的，愿意將自己的知識與技術傳授給他人。在做干擾素研究的初期，試劑緊缺，都是他自己從國外背回來的，但其他同事有需要，他二話不說就分享給大家使用;上世紀80年代初他的實驗室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術后，不少人到他的實驗室取經，侯云德樂于分享，從不留一手，常常還要賠上昂貴的試劑。有人認為他這么做不利于保持本室的技術優勢，他卻不以為然。“我國科學家應當團結起來，不能把持技術不外流，技術優勢要靠不斷創新，只有不斷創新才能使自己處于優勢地位。”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黨委書記兼法人代表武桂珍研究員告訴記者，盡管創造的經濟效益數以億計，但侯先生對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的汽車超期服役要淘汰了，我們問他想換輛什么車?侯先生說，帶轱轆的就行。生病住院，也從來不跟組織提任何要求。有時輸完液晚上8點了，還要自己回家做飯吃。”武桂珍說，侯先生所思所想所求，都是我國的防病事業。在他身上，深深映刻著老一輩科學家的家國情懷。

　　采訪時，談及自己的科研成果與成就，侯云德院士謙虛地笑了：“我做的都是分內之事，只是認真做了，并沒有很特別。而且很多事也不是我一個人做的，我是領頭人而已。”

　　今年89歲的侯云德，仍然每天7點就開始工作，并且不吃早飯。據說，這是年輕時養成的習慣，因為要抓緊一切時間做實驗。盡管動過兩次大手術，但老人看起來仍然精神抖擻。耄耋之年，他曾賦詩一首以明其志：“雙鬢添白發，我心情切切，愿將此一生，貢獻四化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