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桃花江鎮副所長陳剛截留資金6萬次 最少1筆0.27元

　　截留惠民資金6萬多次，每一次都小心而“克制”，最少的一筆兩毛七分錢——陳剛自以為設計了一個隱蔽而精巧的“局”，卻終究沒能從中走出。

　　湖南保靖縣紀委工作人員到村民家中核實問題線索。 陳曉麗攝

　　湖南瀘溪縣紀委工作人員到洗溪鎮燈油坪村督查財務清理工作。張克寧攝

　　利用惠民資金過手的便利，這位湖南省桃江縣桃花江鎮財政所的副所長，悄無聲息地把手伸向涉及2萬多農戶的補貼資金。不過一年多時間，中飽私囊的資金卻多達77萬元。

　　盡管手段“高明”，陳剛還是在一次審計中原形畢露。一年多來，在湖南，近8000名像陳剛這樣的“蠅貪”在重拳整治中受到懲處。

　　向基層惠民資金伸手，群眾身邊“蒼蠅”嗡嗡亂飛——這種發生在基層的“微腐敗”，被形象地比喻為“雁過拔毛”。“毛”雖小，拔掉的卻是群眾“最后一公里”的獲得感，損害的是群眾最直接感受的黨風、政風。

　　2016年3月，湖南以空前力度向“雁過拔毛”式腐敗問題宣戰。

　　一年多來，全省共受理相關線索舉報過萬件，立案調查5675起。雷霆手段的背后，基層黨風廉政建設的諸多風險點和監督薄弱點也浮出水面：“雁過拔毛”緣何高發？病癥究竟何在？紀律和規矩的高壓線怎樣在基層“帶電”？如何由被動處理轉向主動預防？

　　以“雁過拔毛”式腐敗專項整治為支點，湖南劍指基層管黨治黨寬松軟這一共性問題，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

　　殺雞為啥用牛刀？

　　“‘拔毛’手法十分隱蔽，單筆扣除金額小，甚至絕大多數都精確到了小數點后兩位”

　　若不是接到政府通知，種糧大戶羅慶良壓根沒有發覺自己的種糧補貼被動了手腳。

　　平日里，羅慶良只顧把心思放在流轉過來的385畝耕地上，雖說知道這兩年的補貼比過去多了不少，但具體到每一筆到底多少錢，他也沒有一本明白賬，“只知道每年總共5萬多元。”

　　惠民資金種類繁多，每一項涉及的農戶都成千上萬。絕大部分農戶都像羅慶良一樣，只知道個大概。最了解情況的是陳剛，全鎮惠民資金發放都要通過鎮財政所，他是具體經手人。就這樣，陳剛開始了他的“數字游戲”。

　　借用兩位熟人的身份證，陳剛開了兩個銀行賬戶，并將其作為惠農補貼對象添加進農戶名單中。密密麻麻的數據庫中，這兩個賬戶成了陳剛的“馬甲號”——通過篡改其他農戶應得的惠民資金，他把“拔毛”所得轉移至這兩個賬戶，再由自己取出。

　　為了瞞天過海，他特意造了兩套數據，沒有問題的原始數據用作對外公示，動過手腳的數據則上報申領資金。

　　事后比對陳剛修改過的數據，發現其每一次出手都“溫柔”到讓人難以察覺。比如，2014年的桃花江鎮種糧農民直接補貼，符合條件的對象共22515戶，陳剛篡改了其中155戶的數據。果山村村民昌永生的補貼面積是0.72畝，應發補貼資金9.72元，實際到手9.45元，被他“拔”掉0.27元。

　　負責調查此案的桃江縣紀委第一紀檢監察室主任周春暉感慨：“陳剛的‘拔毛’手法十分隱蔽，單筆扣除金額小，甚至絕大多數都精確到了小數點后兩位。”

　　拔的“毛”雖小，拔掉的卻是公道人心。6萬多次“伸手”，陳剛累計讓77萬多元國家惠民資金進了自己腰包。這其中，不乏用以維系困難群眾最低生活保障的保命錢。

　　從湖南省紀檢系統近年來掌握的信訪數據看，80%的信訪來自縣以下的基層，80%的信訪涉及群眾具體利益。“‘雁過拔毛’式腐敗問題損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群眾的獲得感，揮霍基層群眾對黨的信任，侵蝕黨群干群關系，甚至危及基層政權的穩定。”湖南省委常委、紀委書記傅奎說。

　　長期以來，有關“雁過拔毛”式腐敗的信訪舉報雖多，但并未引起基層足夠的重視。有的基層干部認為辦事收點辛苦費很正常，有的甚至把能夠套取國家項目資金當成有本事。黨的十八大以來，“雁過拔毛”式腐敗勢頭得到遏制，但湖南省紀委調研顯示，其存量仍居高不下，且呈現出涉案金額越來越高、手段日益復雜隱蔽、作案“協作”程度越來越高等新趨勢。

　　2016年3月，湖南省委、省政府成立“雁過拔毛”式腐敗問題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查處“蠅貪”，被列為紀檢監察工作的重要任務，并納入黨風廉政建設考核的重要內容。

　　用傅奎的話來說，這次“殺雞要用牛刀”。

　　頭一天打電話舉報，第二天紀委就上門來調查，這樣的效率，著實讓范運德吃了一驚。

　　69歲的范運德是寧遠縣灣井鎮馬腳洞村的低保戶，他年初辦下來的低保金存折，年底才從村支書的手中拿到。細看，發現被人私自取走了930元。找村支書多次討要無果，向上級反映又被推來推去，范運德窩了一肚子火。

　　拿到縣專項整治辦印發的“舉報電話便民卡”，范運德試著打了舉報電話，沒想到動靜來得這么快。

　　以往并不那么受重視的“雁過拔毛”式腐敗舉報線索，被湖南各級紀檢部門列為優先級。

　　“信訪室對這類舉報線索開辟了受理專項通道，凡有線索立即核查，絕不拖延耽誤。”郴州市委常委、紀委書記李超告訴記者，為規范管理，郴州為“雁過拔毛”式腐敗舉報線索辦理制定了專門的程序，實行紅、黃、藍三色掛牌管理，要求限時結辦。

　　重視“增量”的同時，湖南開啟了對“存量”線索的大起底，超過21548件“雁過拔毛”式腐敗問題線索被重新梳理核查。湖南省紀委對重點問題線索掛牌督辦，分三批督辦300件，要求件件有回音。

　　在縣市區，黨委一把手“掛帥”，問題線索排查“零報告”的地區和單位，則成為重點“盯梢”的對象。“如果你覺得沒問題，我們查出來了，那就是你的問題。”李超說。

　　“雁過拔毛”緣何高發？

　　“一個村主任私分了4萬元項目款，得知要被判刑后大為吃驚，‘這事也要坐牢？’”

　　自2016年3月啟動專項整治以來，湖南共受理“雁過拔毛”式腐敗問題線索舉報10049件，立案調查5675起，處理7951人。

　　專項整治的疾風暴雨，讓形形色色的“拔毛者”露出真容——

　　有的在公用經費中“取”。

　　郴州市蘇仙區良田鎮鄧家塘村婦女主任曾福蘭，把每次報賬的機會，變成了自己發財的門道。依慣例，村里每年都要拿錢慰問困難戶，由于村賬由鎮代管，每次報賬的任務就落在兼任報賬員的曾福蘭身上。曾福蘭利用報賬單金額沒有大寫的漏洞，通過篡改金額，多報多得。從2012年到2015年，她報賬27次，一共多“取”了2.7萬元。

　　有的在項目資金中“套”。

　　拆除自家廚房，新建兩間平房，潘清業請人扮演房主，應付項目驗收。在永州市冷水灘區牛角壩鎮杉樹園村，村支書潘清業為了騙取危房改造資金，費盡心機。他以本村其他村民的名義申報危房改造項目，“瞞天過海”通過驗收后，套到了1萬元項目資金，并把其中3260元裝入自己的口袋。

　　有的在為民辦事中“要”。

　　“到社區辦個事，還要交贊助費？”在桂陽縣鹿峰街道南塔社區，這一延續多年的“土規定”，一度讓社區居民十分惱火。社會捐助原本是出于自愿，用以彌補社區公共支出的不足，可時間一長變了味，自愿的要捐，不自愿的也要捐。群眾明面上雖然不說，可社區在那幾年的民意調查中始終排在街道倒數。

　　還有的在惠民資金中“截”，在集體資產中“占”，在征地拆遷中“瞞”……“八仙過海”式的“拔毛”手法觸目驚心，更發人深省：“拔毛”為何高發？

　　當了20年村主要干部，楊小青以為進了村賬的錢，就是村里的錢，錢該怎么用，村里說了算。

　　從2013年開始，吉首市乾州街道小溪橋社區（前身為小溪橋村）先后從項目資金中套取20多萬元用于工作開支，甚至從中拿出7萬元買了一臺小汽車。專項整治一來，楊小青才知道這樣用錢“出了問題”。

　　挨了處分，吃了教訓，與記者面對面，楊小青雖有幾許羞赧，言語倒是實在：“這次總算明白了什么叫規矩。”

　　楊小青曾經的想法其實頗具代表性。越往基層，干部法紀意識似乎越淡薄。據湖南省紀委統計，在專項整治中受到黨政紀處分的村（社區）干部為2675人，占比高達52.1%。一位縣級紀檢干部舉了個例子：“一個村主任私分了4萬元項目款，得知要被判刑后大為吃驚，‘這事也要坐牢？’”

　　基層干部自律的松弛，正暴露出約束監督的乏力。

　　因信訪矛盾集中，群眾反映強烈，龍山縣苗兒灘鎮民主村，成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專項整治工作重點剖析的79個村之一。工作組進駐35天，除了查處問題，也試圖探尋“重災區”背后的病因。約束機制虛化和村務管理混亂，便是其中之一。

　　“村級組織近乎癱瘓，村兩委沒有召開一次有正式記錄的會議。財務管理混亂，所有財務收支僅憑村干部記憶和指認，理財小組形同虛設，財務監督嚴重缺失，多年來沒有進行過村務公開。”龍山縣紀委副書記曾有成感嘆，缺乏約束和監督，權力再小，一樣危險。

　　情況表明，基層管黨治黨寬松軟，成了久治不愈的沉疴。

　　懷化市紀委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2012年至2014年，全市301個鄉鎮街道一共辦了499件案子，平均下來每年自辦案僅0.6件，大多還是黨員干部違反計劃生育或森林火災責任案件。

　　一線監督問責，更多的情況下是“和風細雨”，重教育，輕處分。“過去，紀委更多的是緊盯領導干部違紀違法的大案要案，放在治理基層‘微腐敗’上面的精力并不多。”岳陽市委常委、紀委書記李摯坦言。

　　跳出“拔毛”看機制，廉政風險點不少。

　　“這些年，國家對基層投入逐年加大，資金量大了，撥付渠道多了，給監管帶來的挑戰也越來越大。”岳陽市屈原管理區紀委書記宋可權曾對區里的各級惠民資金做過一次不完全摸排，中央一級大約340多項，省一級也有160多項，“‘大雁滿天飛’，各有各的軌跡，監管者要摸清，難度不小。”

　　“同一項目，不同職能部門手里都有項目資金，但往往重撥付輕監管，‘切蛋糕’的不管‘分蛋糕’，漏洞自然就出來了。”宜章縣委常委、紀委書記熊娟說。

　　去疾莫如盡。湖南的決策者明白：“外科手術”式的專項治理雖已形成高壓，但倘若不從“病因”入手，祛除病根，治理成果恐難以鞏固。

　　高壓怎樣可持續？

　　“監督工作得罪人，年終考核還要靠單位大伙兒打分，也不好做得太‘硬’”

　　去年臘月二十六，保靖縣復興鎮門前村，一場商討慰問金發放的會議，開出了火藥味。

　　年底走訪困難戶，本是多年來的常規動作。上面的資金剛到，村支書宋茂珍就召集村干部商討走訪安排。本以為是走過場的事，村勤廉監督員姚元春卻在資金發放程序問題上，跟她杠上了。

　　考慮到已到年關，宋茂珍的想法是先發錢，再公示。姚元春堅決反對，“沒有走公示程序，一分錢也不能發！”會上，兩人爭得面紅耳赤。會議紀要上，所有村組干部都簽字認可，唯獨姚元春拒簽。

　　正好遇上前來走訪的鎮黨委書記粟登元，兩人讓評理，粟登元站在了姚元春這一邊：還是先公示，再發錢。

　　姚元春的硬氣，源自保靖縣村務監督新模式的探索。去年以來，保靖縣一改村紀檢員在黨員中選舉產生的老辦法，變為由鄉鎮紀委選任，其管理、考核權限均同時上收。新崗位有了個新名稱，叫村勤廉監督員。

　　為明晰監督內容，保靖縣專門理出了村兩委的權力清單，一共4大類29條。每一條如何運行，村勤廉監督員全程參與監督。

　　這種提級管理的思路，同樣被保靖縣運用到鄉鎮紀委的改革之中——通過單列考核，聯片管理，破解鄉鎮紀委不敢亮劍、不會亮劍的監督難題。

　　“不是我不想把紀檢工作做扎實，但鎮里人手少、工作雜，讓我分管黨建、工會、后勤等8項工作，哪顧得過來？”“監督工作得罪人，年終考核還要靠單位大伙兒打分，也不好做得太‘硬’”……

　　保靖縣委常委、紀委書記龍超穎上任后到基層調研，聽到最多的是鄉鎮紀委書記們倒的苦水。

　　主業虛化，副業纏身，位子成了待遇，工作無法推動……保靖縣紀委2014年底的信訪分析顯示：全年業務內信訪件137件，其中縣紀委機關31人辦理了104件，縣直紀檢組和鄉鎮紀委加起來近100人僅辦理33件。

　　種種“病態”，映射出基層執紀監督難的普遍困境。

　　在保持人、財、物均不變的前提下，保靖縣將鄉鎮紀委書記的年度考核從鄉鎮中剝離，實行單列，考核不稱職的將被列為調整對象。

　　考核單列一年多來，全縣20多名紀檢干部因身體、履職不力等原因被調整出列，主動辭職的2人，在全縣引起不小震動。

　　同步開展的聯片管理新模式，則試圖跳出基層“熟人社會”的監督難題：將全縣所有紀檢監察干部劃進6個片區，由紀委6名常委任片區組長，按“職責相近、行業關聯、區域相鄰、力量強弱”的原則，協同作戰。

　　“變同級監督為代表縣紀委進行監督，鄉鎮紀委更能積極主動地大膽履職，提高監督實效。”龍超穎說。

　　讓一線監督硬氣管用——前移關口、延伸末梢的改革探索，正在湖南各地鋪開。以去年黨委換屆為契機，湖南在全省鄉鎮紀委中充實紀檢監察力量，平均每個鄉鎮配備3名以上紀檢干部，明確要求其聚焦主業，專職監督。紀檢干部分片包村，重點就是盯防“雁過拔毛”。

　　懷化市通道侗族自治縣獨坡鄉紀檢監察室掛牌不久，就接到一起“雁過拔毛”的“大案”舉報。知情人反映，鄉黨委副書記、人大主席李銀吉在任鄉民政員期間，貪污民政資金，數額不小。

　　涉及鄉主要領導，案子能不能辦得下？

　　通道是懷化市探索設立鄉鎮紀檢監察室的試點縣之一。對于鄉鎮紀檢監察室，縣里不僅提供了充足的辦公保障，還給了相對獨立的“身份定位”：“帽子”以縣管為主，查辦案件以縣紀委為主。

　　這讓獨坡鄉紀檢監察室的紀檢干部們得以放開手腳。會同縣紀委一查，果然是樁大案——李銀吉通過私刻144枚村民私章，套取各類民政資金26萬多元。不僅李銀吉被移送司法，當時共同參與私分民政資金的鄉黨委書記和鄉長，也被立案調查。

　　如今，懷化市204個鄉鎮全部設立紀檢監察室，4093個村級黨組織全部配備紀律檢查委員。離群眾最近、調查取證最易、查辦案件最快——一線“監督哨”的獨特活力，正在湖南逐步激發。懷化市沅陵縣紀委副書記瞿繼鋒給出的一組數據耐人尋味：去年，全縣鄉鎮紀委自辦案件同比增加448%，30多位公職人員主動向組織交代問題，縣級紀委信訪量則同比下降35%。

　　主動預防咋實現？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不解決陽光公開的問題，專項整治只能停留在被動處置上”

　　去年的一次低保資金大“體檢”，讓郴州市蘇仙區剔除了不合條件的低保戶近千人。這本是民政部門主動摸排的成績，區民政局副局長張來華卻難以高興起來。

　　清理工作歷時近一年，發現不少難以監管的盲區。有的人手頭揣著數個工商營業執照，還大搖大擺地領著低保金；有的在其他城市開了兩個店面，低保待遇照樣不耽誤。

　　讓張來華感覺累的，正是跨部門核實數據的艱難和無奈。“沒有其他部門的數據作參考，查起來太難。對低保戶，民政部門很難查詢他的車、房、股票、工商營業等情況。都說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不解決陽光公開的問題，專項整治還只能停留在被動處置上。”

　　怎么從被動打擊到主動預防？麻陽苗族自治縣“互聯網+監督”的探索，打開了湖南的思路。2015年10月以來，麻陽通過信息整合，打破職能部門的“數據孤島”，將惠民補貼發放等34類民生項目、12大類107項民生資金，全部搬到了互聯網上。

　　進入數據庫，惠民政策怎樣、實發金額多少、補貼對象信息，一覽無余。每一項惠民資金的使用，設計者都留出了一條反饋渠道，讓群眾能夠參與監督——如果你發現有問題，可以直接在上面舉報。

　　通過這個渠道，巖門鎮涼亭坡村村民胡孟林要回了自己的貧困戶身份。

　　患嚴重風濕病且家中無其他勞動力、本以為符合貧困戶條件的胡孟林，發現自己在識別環節“落選”了。去年2月，他在鎮民生服務中心的終端機上反映自己的訴求。4天后，胡孟林就收到了答復——經調查核實，將按相關程序重新申報。

　　“整治‘雁過拔毛’，首先要知道來了多少‘雁’，什么時候來的，哪些人享受了。”麻陽縣紀委常委、監察局副局長朱玲說，掌握了這些關鍵環節，就大大壓縮了“拔毛”空間。

　　更具威力的，是大數據的“碰撞”分析。

　　麻陽的“互聯網+監督”平臺，共建立了11大類基礎數據庫，將公職人員信息、車輛保有信息、工商登記信息等數據納入其中。工作人員現場演示，同時調出公職人員數據和漁業成品油價格補助數據，二者一對比，系統就開始預警：幾名公職人員存在領取漁業成品油價格補助的情況，其中一位還是縣畜牧水產局副局長的夫人。

　　這是麻陽去年查處的一起典型案例——通過申報國家漁業成品油價格補助，身為縣畜牧水產局領導家屬的胡某，違規獲得補助款2.32萬元。

　　前臺曬數據讓群眾監督，后臺數據碰撞主動摸排。依托該平臺，麻陽共發現疑似“雁過拔毛”式腐敗線索1.3萬多條，追回違規領取資金400多萬元，挽回經濟損失3000多萬元，查處黨員干部違紀違法案件48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41人。

　　無處遁形，不少“拔毛者”不得不主動交代，退錢退款。堯市鎮黨委書記滕春霞一度感到詫異：以往，前來說情的人不少，大多要求在某些惠民政策上“通融通融”“照顧照顧”，如今則來了個“劇情”大反轉，“要么是主動要求取消低保，要么是要求放棄危房改造指標。”

　　麻陽的探索，被湖南省委書記杜家毫批示肯定，要求在全省推廣。為杜絕“雁過拔毛”，湖南正緊盯暴露出來的風險點，建章立制，抓常抓長，努力尋回基層群眾的獲得感。

　　專項整治至今已一年多，但湖南省有關部門強調：這遠非尾聲。前不久省里專門下發文件，部署加快推進“互聯網+監督”，明確今年9月底前，要建成“集公開、監督、問責、分析和決策于一體，基本具備民生資金項目、鄉鎮黨務政務、村級財務事務網上公開等多項功能的全省民生監督平臺”。

　　本報記者 顏珂《人民日報》（2017年05月26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