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仇和涉嚴重違紀被查 仇和爭議從哪來

“政績工程”

沭陽街頭有座三匹馬的塑像，曾被當地老百姓戲謔為“三匹馬，沒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狀，一匹南京去要帳（注：當地是貧困縣），一匹下鄉去掃蕩”

　　在仇和執政過程中，對他攻擊最多的一個詞是“政績工程”。有意思的是，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對聲中上馬，往往最終又被默默接受。

　　沭陽全縣在1996年前，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損，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稱“汽車跳，沭陽到”。

　　1996年該縣財政收入1.2億元，其中3000萬元是虛假數字，財政歷年赤字加欠發工資9150萬元，而當年財政開支2.6億元，缺口巨大。

　　仇和發動的是一場“全民戰爭”，每個財政供養人員扣除工資總額10％，每個農民出8個義務工，組成修路隊，在高峰時，扣款達到20％，甚至離退休人員的工資，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設。

　　“當時全縣干部隊伍簡直像炸了鍋，”沭陽一位官員回憶，“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縣委書記，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狀都沒用。”

　　在這種背景下，3年后的沭陽創造了一個奇跡：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別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躍成為蘇北交通最好的縣，以致江蘇省的一位省領導感慨：按常規方式，50年也辦不了。

　　時至今日，公職人員工資仍然被逐月扣除。沭陽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徐勤生每月工資1600多元，2003年2月到8月，他能拿到手的分別是：1440元、1070元、1068元、1175元、1515元、1007元、460元，這也是一種被逼的犧牲。

　　一位基層官員就對此極為不滿：“憑什么就要我們勒緊褲帶？”他給本報記者開列了一個清單，一年被扣的資金包括：下崗、退休人員救濟、招商引資、道路集資、宿遷修橋、路燈綠化、農民草改瓦等，共計9項。

　　“環境確實改善了，但我們的利益也受損了，這叫享受并痛苦著。”這位官員陪記者在街上閑逛時說，“我也知道全國不少地方扣工資，但哪個地方像我們這里，扣得簡直像苛捐雜稅？”

　　另外一項引發爭議的措施是，仇和要求1／3的機關干部離崗招商，副處級干部的任務是500萬元／年，完不成任務的干部，所在部門一把手免職，這種方法同樣被人認為“顯得霸道”。

　　在所有的“政績工程”中，仇和從上任就開始推行的“小城鎮建設”，引起的爭議最大，受到的攻擊最多。這項工程要求各鄉鎮沿街的房屋改建為貼白磁磚的二層樓房，一樓作商用，二樓作住宅。

　　“3年內將城鎮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優惠政策吸引20萬先富農民進小城鎮。”仇和此議甫出，社會輿論嘩然。一幅漫畫貼到縣政府門口，畫上的仇和，穿著短褲跨大步，結果褲襠裂開了。更極端的說法是，“仇和想搞政績工程，把老百姓的錢掏出來，往自己臉上貼金。”

　　縣領導班子有不少成員均強烈反對，一位官員后來回憶，“大家認為，小城鎮是自然形成的，用政府力量去強制推動，只能是拔苗助長。”

　　但仇和執意上馬，并給每個鄉鎮下達任務指標，限時完成，他在常委會上后來宣布，“我也不強求你們統一思想，但我看準了的事，就要干。”

　　事實上，當時反對小城鎮建設的，還包括宿遷市的幾位領導，甚至省有關領導都打來電話過問此事。

　　1997年8月發生的一起事故，讓壓力達到了高潮：陰平鎮供銷社在改造樓房時，墻體倒塌死傷民工5人。

　　事故很快演變成對“小城鎮建設”之爭，沭陽縣委向宿遷市遞交事故報告，當晚卻被該市一位領導打回來，“檢討不夠深刻，要從根子上找原因。要檢討小城鎮建設的思路問題。”

　　這份報告最后在出差的宿遷市委書記徐守盛干預下，才由宿遷市委轉送省委省政府。

　　“1997年到1998年，是我壓力最大的時候。”仇和坦承。

　　仇和當時決策進行大規模建設，更大的一個背景是基于經濟測算：1997年至1999年，全國物價低迷，沭陽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僅400多元，鄉鎮僅為250元。

　　正是這一點，后來為他贏得了民心：沭陽城的房產價格現在漲到了900元／平方米，鄉鎮則漲到了300多元。家住公園路17棟504室的趙剛，拆遷后獲利5萬多元。在記者走訪的十多戶居民中，情況大體相似。

　　從后來的測算來看，4年時間，沭陽共啟動民間資金50多億元，用于修路、城區改造以及小城鎮建設。這些資金的啟動，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強制性推動，而可以作為參照的是，宿遷全市一年儲蓄余額也才100億元。

　　短時間的強投入，使沭陽城鄉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是仇和的政績，而老百姓投入的資金，則可看作購買了長期利益的“股票”，這是一個雙贏的結局。

　　同樣費思量的，還有他逼農民栽楊樹，屋前屋后，溝邊渠邊全部種上，不少農民當時反對，甚至用開水去澆，現在楊樹卻成了他們最大的財產，宿遷現在辦起了2300多家木材廠，一個產業已經形成。

　　對于仇和，村民們的想法很單純，沭陽縣趕步村李亞東就曾這樣告訴記者，“黃登仁也‘收錢’，收了就沒有了，仇和也‘收錢’（指扣工資），但他用這些錢給我們辦了事。”

　　治民之術“仇和從來不研究官員，他研究的是群眾心理。”一位熟悉他的下屬如是評價。

　　清朝時袁枚曾任沭陽縣主簿，他評價沭陽人“性懶惰、嗜賭博、好爭斗、喜訴訟”。仇和卻說，“民風不正，弊在官風。”他定出了一個“四風”的行動計劃：端正官風、引導民風、凈化鄉風、樹立縣風。

　　沭陽街頭有座三匹馬的塑像，被當地老百姓戲謔為：“三匹馬，沒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狀，一匹南京去要賬（注：當地是貧困縣），一匹下鄉去掃蕩。”

　　在仇和接任前，沭陽縣是全國出名的上訪大縣，國家信訪局一位副局長是沭陽人，因感慨“家鄉的土特產，全是告狀信”，這位副局長十余年沒有回過家鄉。

　　上任后第一次下鄉，仇和就吃了個“下馬威”，視察的車隊在趕步村被老百姓包圍，堵了幾個小時后，留下鎮黨委書記談判，仇和才得以脫身。

　　但這種民風并沒有阻擋仇和強力改革的步伐。沭陽縣城規劃在1996年之前極為混亂，仇和來了后進行了大范圍的拆遷，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違章建筑。陳士明當時是分管城建的副縣長，“如果加上單位房的自拆自建，沭城重新規劃的城區大約2／3.”

　　“仇和望一望，拆到南關蕩，仇和手一揮，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別哭，沒拆你別笑，那是仇和沒看到。”

　　這是沭陽當時流傳的兩句順口溜。

　　拆遷最烈的時候，仇和決定到現場去和老百姓對話，此舉嚇壞了陳士明：“你不能去，老百姓會用錘子敲你的頭”，看仇和不理，又說，“有人準備了屎和尿，會潑到你身上來。”

　　仇和當天跑了所有的拆遷現場，沒有出現一起過激場面。

　　他后來這樣解釋自己的舉動，“城市要重新改造，是每一個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但涉及自己就很難接受。”

　　另一個自信是，他認為通過反腐治亂，已經取得老百姓的基本信任，“而敢于對一個縣委書記動手，需要很大的勇氣。”

　　當地的一位干部私下坦言：“仇和做事喜歡走極端，不重過程，重結果，”他曾回憶當時拆遷的慘烈，“鏟車、吊車開路，公檢法，加上沭城居委會的干部，一共出動了300多人，居民限時必須搬完，書啊、被子用被單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門外，當時天下著雨，租板車的價格都漲到了40元一車。”

　　“有個婦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來，鏟車上去了，轟，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這個婦女一下就昏了過去。”

　　“但不用強制力量行不行？”仇和后來這樣問記者，“中國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壓縮餅干式的發展。”

　　這種思路后來在“引導民風”中得以集中體現。沭陽街頭曾上演這樣一幕：一位中年婦女跨護欄過馬路，仇和剛好經過，掉過車頭就追，婦女嚇得撒腿就跑，結果一直追得這位婦女躲進了廁所。仇和掏手機叫來班子成員中的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來，我就是要讓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護欄。”

　　沭陽電視臺1998年曾開辦了一個一分多鐘的小欄目《自我亮相》，屏幕上是一個小房間，掛著一塊藍布，上面寫著三行字——“沉重懺悔沭陽縣百名可教育對象自我亮相”。

　　本報1999年10月15日曾對此作過報道，記錄過這樣的畫面：一個男青年耷拉著腦袋念手中的紙條：“我是扎下鄉胡道口村的胡道江，22歲。今年夏天，我伙同他人調戲女青年，做了對不起全縣人民的事。我現在向全縣人民低頭認罪，保證改邪歸正，再也不給沭陽人民丟臉了。”

　　這個欄目在本報報道后，改版為《警事專遞》，幕布撤掉，播音員代念懺悔書。

　　2003年11月中旬，記者前往沭陽采訪時，《警事專遞》又取消了，改為《平安沭陽》，懺悔的內容不見了，不知是否出于巧合。

　　在這場“強勢發動、強行入軌”的“引導民風”過程中，仇和承認“確實傷害了一些人”，但他又說，“放在當時大亂需要大治的背景下，這樣確實有效，老百姓也擁護。”

　　但在外界的眼里，這種措施無疑是對人權的粗暴侵犯，而這個點子，恰恰又出自從美國進修歸來的仇和，因此更顯怪異。

　　另外一件顯得怪異的措施，是宿遷警方在抓治安時，往往采取給派出所下指標的方式，“這不像當年抓右派嗎？”一位官員曾私下與記者開玩笑，“治安當然是好了，但肯定也錯抓了不少人。”

　　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曾對仇和的治民之術作過分析，“有幾件是他必抓之事，一是抓環境整治，二是抓治安，三是抓來信來訪。這幾件事群眾都心里高興。”

　　從沭陽縣的統計來看，仇和在4年間，一共親自處理群眾來信1.2萬件，交辦9300件，這是一個驚人的工作量，基本上承擔起了信訪辦的功能。在升任宿遷市委書記后，這一習慣同樣保持，8年間，經他批示解決的問題不計其數，收到錦旗塞滿了一個大立柜，以至于后來有老百姓創作了頌揚他的淮南大鼓詞。

“一賣到底”

　　在仇和幾年的執政過程中，若論涉及利益群體最廣的，當屬經濟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從一開始的出售國有單位的門面房，到所有國企改制“能賣不股、能股不租，以賣為主”，再到拍賣鄉鎮衛生院、醫院，再到出售學校，可謂“一賣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說過一句極端的話：“宿遷515萬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變現的資源或資產，都可以進入市場交易。”此話被媒體頻頻引用，至今褒貶不一。

　　這場改革發端于仇和寫作的1997年《元旦獻辭》，文中提到：“要把個體、私營、民營企業壯大為市場主體；把國有、集體企業改造為市場主體。”第二天，報紙被貼到縣政府大門口，鮮紅的墨水圈出幾段，旁邊寫著：“仇和想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張報紙仇和至今保存。幾個月后，沭陽全縣工業企業除化肥廠外，331家企業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會議上宣布：從今之后，不準縣鄉政府再新辦純國有企業，現有企業的改制原則是能賣不股、能股不租，以賣為主。

　　縣棉紡廠數百職工因此包圍縣政府，仇和置之不理，甚至全縣所有機關單位的門面房，也全被仇和勒令拍賣，“一個不準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敗的可能。”

　　江蘇的一位學者就曾這樣評價，“各地搞改革，也在出售國企，但像仇和這樣，敢把醫院和學校都賣掉的書記，只怕不多見。”

　　正是這一點，后來引發了廣泛的爭議，按照仇和的思路，從2001年始，宿遷全市337家幼兒園、122家鄉鎮衛生院，相繼變為民營，11家縣以上醫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這一做法在當地掀起軒然大波。

　　宿遷市泗洪縣幼兒園的老師們，在市委門前靜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將出售的幼兒園收回公辦，就罷課。”

　　這些老師們為不連累吃財政飯的丈夫們，已經寫好了離婚起訴書，準備“集體離婚”。

　　類似的場景還發生在醫院，沭陽縣中醫院在改制時，數百位職工用大鐵鎖，將門診部大樓鎖了3天，“不答應改回公辦，就到北京去上訪。”

　　這是一場注定充滿爭議的改革：2003年7月12日，央視《焦點訪談》以“改制還是甩賣”為題，對泗洪縣幼兒園改制中出現的問題提出質疑；9月12日，還是《焦點訪談》，質問“學校改制苦了誰”，對宿遷改革再次報道。

　　“我感到了巨大的壓力。”仇和告訴前來調查的本報記者。接踵而來的還有衛生部調查組。今年8月，在經過為期3天的調研后，結果衛生局局長葛志健遭到批評：“你還是不是一個衛生局長？”

　　然而在衛生部內部，堅決支持宿遷改革者同樣不乏其人。乃至衛生部領導批示：“宿遷衛生改革有兩種意見，繼續調查。”

　　“對新聞媒體指出的問題，要堅決糾正，”在去年9月4日召開的宿遷市社會事業改革與發展工作會議上，仇和首次回應，“但改革的方向沒錯，繼續堅持。”仇和說這話時，底下的一位官員告訴本報記者，“連我手心都捏著一把汗。”

　　不過說歸說，宿遷的步伐明顯還是放慢了，原本準備去年9月開始的高中民營化，后來沒有提及，思路也作出了調整：5所縣區直屬幼兒園，改為公有控股的股份制形式，而高中將以“靠大靠強”的掛靠形式改革。

　　至于醫改，宿遷市沒有回頭，根據調查顯示，改制后，全市醫院門診費用由原來的人均52.84元降至現在的26.54元，住院費用由原來的人均581.78元降至477.68元。長期以來無法根治的醫療高價“頑疾”，在市場競爭的面前冰消瓦解。

　　“我不辦窮人醫院、窮人學校，”仇和說，“政府包辦的后果，事實上窮人受損、富人得益、官僚得利，這種情況，其實只有讓市場來發揮功能，政府的作用應該是直接給窮人發補貼。”

　　“公權支配最小化，市場支配最大化”，在仇和的想法中，“資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動力”，他曾經將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從8版熟讀至14版，卻偏愛馬克思《資本論》中的這句名言。

　　仇和解釋他的動機，“私營經濟只是個人經濟權利的實現，”他甚至否認“對個私經濟的偏愛”，在他的眼里，經濟改革就是一個經濟民主的實現過程，而個私經濟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最基本形式，投入個體化、風險個體化、動力個體化，“全球經濟因此停滯了30多年，直到發明股份制。”

　　“股份制是一場革命，是經濟制度民主化的表現”，仇和因此認為黨的十六大最大的突破，是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至于股份制的內容到底以誰為主，將是留待以后討論的話題。

　　在這場調整所有制結構、培育新的市場主體的改革中，記者發現，當地還曾經實施過對國企的“催死法”。一位干部透露，為了盡早淘汰一些要死不活的國有企業，并刺激國企職工自謀出路，政府要求不少企業制定了嚴格的考勤制度、低水平的薪酬標準，以便使企業內的小環境迅速惡化，“催其速死”。

　　而在另一方面，宿遷市很早就實行了政府審批制度改革，設立了行政審批中心和“經濟110”，在全國較早就開始了工商個體戶的定稅制，給私營經濟發展“松綁”。

　　“仇和說我們是財政人員供養者、社會財富創造者，是民族英雄，”沭陽縣一位私營企業老板至今對此印象深刻，“這話評價好高啊。”

　　而在去年初的“軟環境整治會”上，仇和要求：凡是政策沒禁止的，先上車，后補票，這話受到投資者的熱烈追捧，但也引起了一場混亂，宿豫縣的一位政府部門負責人就向記者抱怨：“那還要我們政府部門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