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行為青少年調研報告：沒有天生的“壞孩子”

首次不良行為的平均年齡僅12.25歲

　　12.25歲，這本該是在校為小升初而努力學習的年紀，卻是報告中很多青少年首次產(chǎn)生不良行為的平均年齡。而這與青春期的萌芽大體一致，是預防和干預不良行為產(chǎn)生的最佳時期。

　　杜亮（化名）第一次產(chǎn)生不良行為時才只有9歲。

　　因為母親早逝，獨自在北京打拼的父親無力撫養(yǎng)杜亮，便把他寄養(yǎng)在河南鄭州的叔叔家，因為嬸嬸并不關心他，更不會給他零花錢，沒錢買文具的他開始偷拿同學的筆、本等文具。直到后來回到父親身邊，他以參與多起盜竊案件并最終被抓進看守所而結束了自己長期的不良行為。

　　在長期跟蹤幫扶杜亮的司法社工劉羽看來，如果能在他剛開始產(chǎn)生那些不良行為的時候就有人介入，加以正確引導，那么他很可能就不會犯下之后那些更大的錯了。

　　課題組認為，針對已經(jīng)出現(xiàn)不良行為的青少年應建立預警機制，并給予重點介入，進行心理和行為方面的矯正和訓練，附帶進行學習和就業(yè)輔導，幫助他們擺脫不健康的狀態(tài)，防止其因失學而進一步危害社會。

　　據(jù)了解，全市1807所中小學校已經(jīng)配備法制副校長，能夠給在校青少年普及法律常識，但配備專業(yè)社工的學校卻寥寥無幾，對于已經(jīng)出現(xiàn)不良行為的青少年，該如何矯正缺乏系統(tǒng)的對策。

　　課題組認為，傳統(tǒng)學校教育受專業(yè)知識、人力等限制，在有不良行為學生教育管理中比較被動，且無法更多調動社會資源幫助有不良行為學生。社工可以運用專業(yè)知識和方法，實現(xiàn)校內及校外資源的整合，通過個案工作、友伴團體工作、家庭工作等多種專業(yè)工作方法的整合運用，從而幫助青少年減少不良行為的發(fā)生，回歸到正常的學習、生活軌道中來，實現(xiàn)健康成長。

　　值得注意的是，調研中一線教師及教育工作者普遍反映，近年來女生的不良行為也有所增加。

　　根據(jù)調研，京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男性208人，占89.3%，女性25人，占10.7%；看守所青少年犯罪嫌疑人中男性236人，占95.5%，女性11人，占4.5%；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犯罪青少年中男性162人，占95.9%，女性7人，占4.1%；47名北京普通中學及技校的有不良行為青少年中，男性41人，占87.2%，女性6人，占12.8%。

不良行為的背后是某種內心需求

　　在首都師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主任席小華看來，青少年之所以產(chǎn)生不良行為，源于內心的某種需求。她曾跟調研組走進北京西城區(qū)的一所學校，發(fā)現(xiàn)老師正為學生抽煙頭疼，為避免學生下課后扎堆兒去廁所抽煙，老師甚至都不敢休息，去廁所盯著。

　　“我問了一下，這些孩子真正有煙癮的還不到10%，那為什么他們還那么喜歡抽煙呢？”在跟孩子的深入交流中，席小華找到了答案，“他們告訴我，如果像別人一樣抽煙就能有朋友，就能夠相互支持，這是一種社交的需求。”

　　在她看來，那些孩子是把抽煙當成了跟別人交往的方式，“如果我們能夠評估出孩子行為背后的需求，通過針對性的輔導方案滿足他們的需求，那他們自然就不會通過不良行為聯(lián)系在一起了”。

　　在北京海淀寄讀學校做駐校社工的金超然每天都要面對各種各樣的不良行為青少年，她的工作之一便是解讀這些孩子行為背后的內心需求。

　　她曾跟蹤幫扶過一個父母離異的女孩，因為父母不怎么管她，沒有經(jīng)濟來源的她找了一個男朋友，當她想要分手的時候，她的男朋友卻總是糾纏，于是為了躲避這種糾纏，她開始去網(wǎng)吧，泡夜店。

　　“其實她內心是有想要繼續(xù)學習的需求，她想以后讀中專，但沒有經(jīng)濟來源，為了支持這種需求，才有了后面的那些不良行為。”金超然說。

　　金超然給那些不良行為背后的需求大致分了類，“獨立自主的需求，青春期生理變化帶來的一系列需求和異性交往的需求等，如果這些需求通過正常的渠道解決不了，孩子們就會用自己的方式解決，這個時候，不良行為就很容易發(fā)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