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土地上的“時光擺渡人”

　　盛夏周末，晨光灑落長汀四都紅軍園。60多歲的紅軍后代、黨史愛好者賴光耀細心整理著宣講行囊：幾本泛黃的史料書籍、一沓手寫整理的文稿、一臺便攜講解擴音器，還有一個常備的保溫杯。30余載風雨無阻，這套簡單的行裝，一直陪伴他守護著這片滾燙的紅土地。

　　紅軍首次入閩紀念館內(nèi)，游客認真聆聽付紅梅講解紅色歷史。

　　紅軍園多媒體教室內(nèi)，新舊傳承的紅色宣講同步上演。兒媳付紅梅依托自主剪輯制作的短視頻，以生動鮮活的畫面，深情講述革命烈士唐義貞的崢嶸事跡。另一邊，孫女賴芊圻佩戴著“紅領巾講解員”綬帶，稚氣的眉眼間滿是莊重與榮光，有模有樣地為哥哥姐姐們解讀展館老物件背后的熱血故事，字字句句真摯動人。

　　長汀縣四都鎮(zhèn)地處閩贛交界，自古便是兵家必爭的戰(zhàn)略要地。1929年3月11日，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四軍從江西瑞金出發(fā)，首次挺進福建，四都由此成為“紅軍入閩第一站”。此后，福建省委、福建省蘇維埃政府、福建軍區(qū)等核心機構(gòu)相繼遷至此處，四都成為中央蘇區(qū)至關重要的后方支撐基地——紅軍后方總醫(yī)院、兵工廠、制藥廠、熬鹽廠、造幣廠全部設在這里。開國少將涂通今將軍曾說：“長汀的革命離不開四都，長汀的革命史有一半在四都。”

　　正是有了賴光耀等人的梳理和講解，這些故事正在被越來越多人所了解。

　　講 古

　　賴光耀的爺爺賴興銀是四都一帶的黨組織負責人之一，常年走村入戶，以風水先生的身份作掩護從事地下工作。1930年5月，四都區(qū)蘇維埃政府成立，賴興銀任區(qū)蘇維埃政府主席。奶奶程義妹則是長汀縣蘇維埃婦女代表，帶領婦女挑糧隊、洗衣隊、擔架隊支援紅軍，曾因連夜趕制布草鞋被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點名表揚。

　　“我家有20余名親人投身革命，7位舅公中有6位壯烈犧牲。”賴光耀說。

　　這樣的家庭背景，在四都當?shù)貛缀跞巳酥獣浴５嚬庖r候聽村里老人講故事時說起這些，并不覺得有多震撼。對于奶奶被中央表揚的事，他壓根不信：“一個沒文化的農(nóng)民，怎么可能被中央表揚？”

　　1979年，15歲的賴光耀高中畢業(yè)回到四都，先在獸醫(yī)站工作，后來又轉(zhuǎn)去文化站工作。20世紀80年代的鄉(xiāng)鎮(zhèn)工作，下鄉(xiāng)駐村是常態(tài)。到了村里一住就是兩三天，最遠的地方要走半天山路才能到。晚上村民圍坐喝茶，時常聊起：“你是誰家的孩子？”“我爺爺是賴興銀。”“哎呀，老紅軍的后代！”

　　話匣子一打開，老人們就開始講古，從紅四軍入閩，講到四都被圍剿時，老百姓怎么冒著殺頭的風險給山上的紅軍送糧送飯……老紅軍坐在門檻上，講著講著眼淚就下來了，賴光耀就陪著他們哭、陪著他們笑。

　　1987年，隨著全國性的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程開展，賴光耀作為文化站工作人員，開始帶著錄音機、筆記本，有意識地去記錄四都的故事，前前后后錄了幾十盤磁帶，寫了幾大本采訪筆記。

　　“那段時間，我反復從老百姓口中聽到‘我們是紅軍的親人’這句話。”賴光耀說，其他地方的人經(jīng)常講“紅軍是我們的親人”，四都人卻把它顛倒了過來，因為大家的兄弟姐妹、丈夫叔伯都在紅軍隊伍里。

　　烽火年代，這座人口僅4000余人的小鎮(zhèn)，在冊烈士達488名，占當時人口的10.66%。1979年統(tǒng)計時，中央紅軍在1935年到達陜北時僅存7000余人，四都一個鎮(zhèn)就有19人。

　　這些故事，深深印在了賴光耀的心里。

　　記 錄

　　1994年，賴光耀離開鎮(zhèn)文化站，調(diào)到農(nóng)業(yè)銀行長汀支行做宣傳工作。在農(nóng)行工作那些年，看著紅色文化漸漸熱起來，四都卻鮮為人知，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四都作為紅軍入閩第一站、福建省委三大機關駐地、堅持到最后游擊戰(zhàn)的地方，有太多令人難以忘懷的故事。作為一名紅軍后代，我覺得自己有義務把這些故事傳下去，講給更多人聽。”2010年，46歲的賴光耀動了寫書的念頭。歷經(jīng)近一年時間，最終完成15萬字的《青山作證》，完整記錄了1929年紅四軍首次入閩到新中國成立期間四都人民浴血奮戰(zhàn)的革命史。

　　書籍出版后，反響出乎意料。四都紅軍園的建設，也因為這本書的推動而加速落地。對于賴光耀來說，一邊記錄，一邊被震撼。記錄的過程，也是他真正“讀懂”四都的開始。

　　“無意中翻到《紅色中華》影印本，我才確信小時候聽說奶奶被‘中央表揚’的事是真的。”賴光耀回憶道，報紙上寫著程義妹做布草鞋支援紅軍的事跡，但是把姓“程”錯寫成了“陳”。那時奶奶已去世20多年。他想起來，奶奶活著的時候從來不提這件事。報紙上的錯誤，她也不在意——“沒關系啦，我們干革命又不是為了要表揚！”

　　1970年，程義妹的母親病危，托人捎口信想見她最后一面。娘家就在20里外，但她走不了。幾十年的超負荷挑擔讓她的雙腿落下病根，60多歲時就無法正常行走。她只能坐在自家門檻上，望著那個方向，一個人哭。賴光耀那年七八歲，他對那個畫面印象深刻：“刻在我腦子里了。”

　　賴光耀說，這樣的故事很多，他知道的，遠比書上多得多。但有些故事，不是一本書能講完的。

　　“這里是紅軍入閩第一站，是三年游擊戰(zhàn)爭的堅固后方，每一寸土地都浸潤先烈熱血。山河如今安穩(wěn)興盛，可那些遠去的身影、破碎的別離、慘烈的犧牲，永遠是這片紅色土地最沉甸甸的牽掛，時時提醒后人。”賴光耀說，“四都的故事，需要四都人民一代代傳下去。”

　　接 力

　　2014年，付紅梅與賴光耀的兒子結(jié)婚，丈夫翻出了《青山作證》給她看。“我父親參加過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從小聽父親講軍人的事，對軍人有天生的親近感，沒想到那本書是我公公編的，很意外。”在付紅梅的印象里，公公是個很隨和的人，話不多。

　　直到有一天，她陪賴光耀接待了一名從北京來的黨史專家，站在舊址前面聽他講四都的歷史，從1929年紅軍入閩講到三年游擊戰(zhàn)，對時間、地點、人名、數(shù)據(jù)如數(shù)家珍……“滔滔不絕，像換了一個人。我在一旁聽著，心里非常震撼。”付紅梅說。

　　在賴光耀的言傳身教下，付紅梅對當?shù)氐募t色歷史也越來越熟悉。“平日里陪著公公整理材料，聽他講那些搜集來的故事，慢慢地，我覺得自己也應該做點什么。”

　　2019年，付紅梅正式成為紅軍首次入閩紀念館專職講解員，月工資不高，在旺季6月到10月尤其忙碌。曾有人開高薪請她去外地做瑜伽教練，她也不去。“四都這邊需要人，我走不了，我必須留在這。”

　　付紅梅成為專職講解員后，一直在嘗試新的講述方式。2021年，她開始用短視頻講紅色故事，一開始沒什么人看，她也不在乎——“做這個又不是為了流量”。2023年，她用AI配音做了一條《四都革命史的遺憾》，意外火了。評論區(qū)涌進來很多留言：“四都居然走出了這么多革命烈士，我現(xiàn)在才知道。”

　　“‘現(xiàn)在才知道’這幾個字，讓我覺得一切都有了意義，終于讓越來越多人了解了這段歷史。”付紅梅說。

　　最近，她又嘗試用AI寫歌，制作了《紅色華章·四都》。“我把歌詞初稿拿給公公看，他叮囑說不能只寫廣為人知的烈士，也要唱出子弟參軍、群眾支前的平民視角。”付紅梅便修改了歌詞，發(fā)布后點擊量破萬，有人留言說“聽哭了”。

　　賴光耀的孫女賴芊圻今年9歲。這個暑假，她參加了四都鎮(zhèn)第一期“紅領巾講解員”培訓班，是首期27名學員之一。當記者問她暑假想不想出去玩，她皺起眉頭認真地說：“不想出去玩，我想跟爺爺和媽媽一樣，做講解員。”

　　傍晚時分，沿河步道上暑氣漸散。付紅梅牽著女兒的手，經(jīng)過紅軍園外那座銅像——程義妹及其同伴正在為紅軍制作后勤物資，銅像底座上刻著“物資楷模程義妹”。

　　賴芊圻問：“媽媽，太奶奶在做什么？”

　　“在做草鞋，做衣裳，紅軍缺什么，她就做什么。”

　　小女孩想了想，又問道：“那我們現(xiàn)在做什么？”

　　付紅梅握緊女兒的手說：“把太奶奶們做過的事，一直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