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爭先 擊水中流——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的探索與實踐·改革篇

　　199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在長汀縣河田鎮察看精制茶葉加工場。（資料圖片）

政府職能轉變

放膽、放權、放手、放活

“政府職能轉變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推動企業改革和發展的關鍵環節。政府職能不轉變，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無從談起。”

——2001年3月24日，習近平在福建省企業家活動日暨表彰大會上的講話

外經“一棟樓辦公”

　　【背景】上世紀90年代初，針對外商投資的審批慢、審批難，在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倡導下，福州實行投資項目審批“一棟樓辦公”，各部門辦事窗口集中于一棟樓，全部手續不用出樓即可辦成，投資項目審批做到“馬上就辦”。從“一棟樓辦公”推開，福州出臺了一系列下放審批權限、簡化審批手續、提高辦事效率的舉措，還形成了現場辦公解決企業問題的機制。

　　“就是這位韓國客商。”福州馬尾區環保局局長許開東指著桌上的一張合影對記者講述26年前的往事。

　　1991年的一天，這位韓國外商來到馬尾外商投資服務中心，說要來馬尾辦金剛石加工廠。接待他的正是許開東。那年，許開東畢業后的頭一份工作，就是在馬尾外商投資服務中心，為外商“代辦”各項審批業務。

　　許開東說，設立外商投資服務中心，是當年馬尾區為落實習近平提出的“馬上就辦、真抓實干”而推出的創新舉措，而“代辦制”，亦為全省首創。“僅僅兩天，所有的審批許可、營業執照、海關登記……我們全部代理搞定。當時，外商感到很意外，這和他們來中國前聽說的不太一樣。這位韓國外商很感激，所以就有了這張合影。”

　　令外商意外的“快”，源自當時剛設立的福州外商投資管理服務中心，也就是采訪過程中，不少老同志口中的“一棟樓”。

　　設立“一棟樓”的倡導者，便是習近平。

　　那時候，福州雖然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物力，但由于“軟環境”不配套，“硬件”的效益發揮不出來。“審批外資的環節多、手續繁、效率低是突出問題，幫外商跑審批，要到福州的好多部門蓋一堆印，一套審批手續辦下來，至少要一兩周。”許開東說，外經“一棟樓”設立后，樓內集結了全市20多個政府部門和社會服務單位，實行聯合辦公，一個“窗口”對外、一支筆審批、一條龍服務，可以一口氣辦完外經批準證書、營業執照、稅務登記、銀行開戶等一系列手續，再也不用滿城跑了。

　　“‘馬上就辦’的提出，以及‘一棟樓’這項工作，都有著非常鮮明的時代特色。前者，是問題導向下產生的一種創造性的執政理念，后者就是這一理念的重要抓手。”時任福州市副市長、分管外經“一棟樓”工作的龔雄介紹說，當時在福州，政府職能未能轉變，體制機制還存在許多僵化的地方，有一個項目審批竟然要蓋130多個公章。

　　“習近平還倡導將外經‘一棟樓’的工作機制從‘樓內’延伸到‘樓外’。針對外商投資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通過集合各相關部門進行現場辦公，當場拍板解決。”龔雄說。

　　盡管已經過去了20多年，但龔雄依舊對當時的一件事印象頗深。“1993年，一個重大臺資項目落地福清市，建筑隊正在施工，有棟樓施工完發現樓板有些開裂。當時臺商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認為有安全隱患要求重建。”

　　那時候，各部門對此有分歧，有的部門認為“裂了無非就是做個修補，不礙事”。在現場辦公會上，習近平聽了各方意見后，當場拍板：“重建！”“習書記認為，百年大計，不能疏忽，這又是重大項目，處理不好會影響外商在福建的投資信心。”龔雄說。

　　會議結束，形成紀要，迅速落實，臺商的問題得以解決。如今，這家企業已成為當地的納稅大戶。

　　提高辦事效率，還需要簡政放權。

　　在時任福州市政府副秘書長吳金俤眼中，習近平推動以簡政放權為核心的審批制度改革可謂大刀闊斧。“那幾年，在習近平的推動下，福州出臺了一系列下放審批權限、簡化審批手續、提高辦事效率的舉措。”

　　1992年3月，在福清現場辦公會上，習近平宣布了市委市政府日前出臺的有關進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辦事效率的十五條意見。“其中，很大篇幅涉及審批改革。包括下放1000萬美元以下項目的審批權限給福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福清市投資區、郊區福興投資區、馬尾快安投資區；凡投資1000萬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資項目，可實行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報告一次性報批等。”

　　吳金俤說，當時習近平多次在會議上談及簡政放權。“他反復強調，要把能放的、該放的權都堅決果斷地放下去，真正做到放膽、放權、放手、放活；一時無法放的也要做到手續簡化，服務優質。”

　　真抓實干，雷厲風行。在習近平的推動下，當時福州的政府機關作風煥然一新。20多年過去了，“一棟樓”早已轉化為如今的行政服務中心、市民服務中心，但當時“一中午擬定一份文”“兩天辦好辦廠手續”的故事仍在流傳。

　　2000年，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親自擔任省機關效能建設領導小組組長，在全國率先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

　　2001年，福建在全國第一個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頒布政務公開實施辦法，在全省推行縣級政務公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時至今日，加快轉變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福建仍在先行先試，持續提速。

給企業家回信

　　【背景】福建企業家素有“敢為天下先”“愛拼才會贏”的開拓創新精神。1984年，福建55位企業廠長經理聯名向當時的省委書記、省長發出《請給我們“松綁”》的呼吁信，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2014年，恰逢“松綁放權”30周年，習近平在北京給福建企業家回信，肯定1984年的呼吁信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段佳話。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多次與企業家座談，傾聽企業家的心聲，急企業家之所急、憂企業家之所憂，關心企業家成長，為企業發展提出合理建議，提出干部要與企業家建立“君子之交”的關系，成為事業上的“諍友”。

　　“沒想到”“太欣喜”，已經83歲高齡的黃文麟回想起3年前總書記的回信，仍激動不已。“習近平總書記在百忙之中還專門給企業家們寫了363個字的回信，大家特別振奮！”

　　1984年，福建55位企業廠長經理聯名向當時的省委書記、省長發出《請給我們“松綁”》的呼吁信，對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

　　30年后，福建的企業家們找到省企業和企業家聯合會名譽會長黃文麟，寫下《敢于擔當、勇于作為》的一封信，向習近平總書記“說說心里話”。“從2014年4月8日到5月18日，共八易其稿，30位企業家依次傳閱，字斟句酌。”

　　很快，總書記滿懷關切的回信從北京飛到福建。“我認真閱讀了信件，注意到開頭處寫著‘企業家同志們 ’，可見這封信不僅是習總書記對福建30名企業家，更是對全國企業家提出的殷切期望與誠摯要求。”作為前后“兩封信”的主筆起草人，黃文麟認為，“習總書記回信中希望我們繼續發揚‘敢為天下先、愛拼才會贏’的闖勁，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創新，敢于擔當，勇于作為，這是全國企業家一份沉甸甸的使命與至高無上的光榮。”

　　黃文麟回憶道：“1984年松綁放權的呼吁，是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下逼出來的，當時企業連修個廁所都要蓋20幾個公章，反映的是政府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習近平到中央任職后，仍多次提起松綁放權這一企業改革史上的標志性事件。2010年9月到福建考察，在會見老同志時贊揚松綁放權在全國的影響。2011年3月8日在看望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福建代表團時說，福建在改革方面有一些在全國運籌機先、起到突破作用的探索和創新，如當年的松綁放權。”

　　2001年3月24日，時任省長習近平參加省企業家活動日暨表彰大會，他說：“福建企業家素來有‘敢為天下先’‘愛拼才會贏’的開拓創新精神。當年55位廠長經理提出給企業松綁放權的呼吁，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

　　“習近平在會上說的那句‘我們要理解企業家、尊重企業家、愛護企業家、支持企業家’，讓在場的企業家們深受感動，還被作為大標題印在第二天的《福建日報》上。”當年的報紙珍藏至今，每每翻看，黃文麟心里還是暖暖的。

　　理解企業家、尊重企業家、愛護企業家、支持企業家，習近平一直是這么做的。

　　“各種檢查、考試太濫了，從今年起福州不再考廠長了。”1991年年底，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在和廠長們座談時，幾個廠長說起不久前福州市機械系統有7個廠長罷考的事。當時很多部門都可以出題考廠長，比如普法知識、經濟合同、安全生產、消防保衛、保密制度、設備管理等，如不及格，還要重考、補考。習近平當即表態，不再考廠長了。同時他強調，這樣說不是廠長不要再學習了，而是說最好的學習應放在崗位上。對廠長素質有關部門也還是要考核的，監督機制和考核機制同樣還要。

　　在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泉州，企業家們談起習近平的關心，滿懷深情。

　　1998年8月26日，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來到晉江西濱鎮調研。

　　在民營企業優蘭發集團的生產車間，習近平邊走邊聽邊看，一個多小時過去了，他對企業的發展十分滿意。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還在肆虐，國內不少行業受到沖擊，并不景氣。而優蘭發由于引進了當時國內最先進的設備，產品供不應求，基本沒受影響。

　　“閩南企業家敢拼會贏，你們也不能滿足，要不斷地向前看，把最前沿的設備和技術引進來。”習近平說。

　　之后的問題則大大出乎優蘭發集團董事長柯文托的預料，習近平問道：“公司有沒有黨員？有多少黨員？企業可以建支部嘛，不然黨員平時怎么過組織生活。”

　　習近平對企業發展提出的要求，柯文托牢牢記住了。1998年底，優蘭發集團就成立黨支部。此后的發展，老柯也逐漸明白“黨建強、發展強”的道理。自公司成立黨組織以來，90%以上的創新成果都是通過企業內部的黨員創新平臺完成。

　　從優蘭發開始，晉江也成為探索非公企業黨建的熱土，目前已建立非公企業黨組織1306個、黨員6571名，恒安、安踏等知名企業，成為全國、全省先進基層黨組織單位。

　　“企業家的事，習近平特別上心。”時任晉江市委副書記陳章進回憶道，比如說，民營企業一開始靠自家閑房生產，企業發展了，要擴大生產規模，帶來用地問題比較突出；各項手續的辦理太繁瑣，時間長，有的工作人員服務態度不好；還有很多村向企業收管理費，增加企業負擔。習近平在調研中了解這些問題后，督促政府為企業解決。晉江市很快就成立了行政服務中心，把所有職能部門都集中在一起，并限定時間辦結。隨后，針對“村里亂收管理費”，晉江發文禁止向企業收管理費，同時對村集體收入不到20萬元的村，由市財政補到20萬元。

　　習近平與企業家的互動，讓4次陪同調研的陳章進很有感觸，也讓他對習近平在泉州與民營企業家座談時的這番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們提倡黨政干部與企業家之間建立‘君子之交’的關系，成為事業上的諍友，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不搞權錢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