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楊永信網戒中心"13號室"：電擊一次交200元

三

　　如今，張旭同在一家穩(wěn)定的事業(yè)單位上班。

　　談起當年當班委的日子，張旭同一下子來了興致，“有種特權階級的感覺”。

　　班委張旭同手中的權力不小，可以整治一些不太順眼的盟友，甚至直接將對方送進“13號室”。

　　不僅如此，班委還享有更多自由，“就像縣級干部一樣，很多事情刷臉就可以。班委找個理由就能走出緊閉的大門。”張旭同說。

　　他批改盟友日記時，會仔細檢查文字里有沒有任何不良的思想苗頭，如果日記中出現“被管教”3個字，他會以“不服從改造”為由送對方接受電擊。

　　可能因為那屆班委的行事過于張狂，不少盟友稱他們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議要罷免班委。

　　不過，那些舉手贊同罷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電擊治療。

　　張旭同說，每天最開心的時候是趴在床鋪上寫日記。由于床鋪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著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著出院之后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

　　如果運氣好，他會成為“別動隊”成員，出去放放風。“別動”二字就是“站著別動的意思”。隊伍專門逮捕那些因為行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進“四院”的“再偏”盟友。

　　張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東泰安抓人。晚上9點，四五個人乘著一輛金杯救護車出發(fā)。第二天凌晨1點，車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網吧門口。

　　張旭同在里頭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這個人他認識。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當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點放松。”張旭同說，“不是那種信任的感覺，是那種‘我終于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欄目里常說的，另一只鞋落地了。”

四

　　如果不是因為愛情，張旭同應該不會以那么痛苦的方式結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療。

　　在那段日子里，張旭同覺得自己的支點就是愛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后一點微光。

　　一天黃昏，張旭同和副班長一起，偷偷來到網戒中心的電腦房，把電腦屏幕的光亮調到最低，打開女友的空間，留下了一句話：“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戶透出的屏幕微光“出賣”了張旭同。他們被家委會的一名家長路過，抓了現行。

　　當晚8點多，很多盟友被叫進了“13號室”圍觀。江一帆就在現場。據江一帆回憶，晚上9點多，網戒中心負責人楊永信匆忙趕回醫(yī)院來做治療。

　　在接受治療前，張旭同站在二樓的窗邊，看見了樓下的母親。天有點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臉，只聽見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無比絕望的話。

　　“加大劑量，電死他！”

　　電擊很快開始，張旭同不僅承認了自己的錯誤，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壞事”，以求減輕痛苦。幾個班委在陸續(xù)接受電擊治療后，他們又反過來指認了張旭同在廁所里辱罵楊永信的事情。

　　剛休息一會，他又被自己“出賣”過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電擊床。

　　據江一帆回憶，當時十幾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空調開到16攝氏度，卻依舊燥熱。大家圍著治療床站著，最靠近床邊的是新來的盟友。房間里沒有鐘，感受不到時間的流逝。有人渾身哆嗦、有人癱軟、有人暈厥后被抬走。

　　空氣中留下的是張旭同發(fā)出的“嗚嗚”聲，以及儀器滴滴作響的聲音。

　　后門被牢牢鎖住，很多盟友能夠減少恐懼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往后退。更多的人選擇靠在了墻上。

　　江一帆渾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邊人的重量。“如果換我的話，就想一下電死多好。”他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當時張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來了”。

　　懲罰持續(xù)到了深夜，當晚張旭同在電擊臺上休克了。

　　等到張旭同再次醒來時已經是中午，他在病房打著吊瓶，母親就在旁邊。他開始一直裝睡，以逃避之后可能還要面對的治療。可他還是被盟友發(fā)現后帶走。

　　兩周后，在新一輪的選舉里，張旭同獲得了20多票，再次當選為班委。

　　江一帆至今忘不了當時張旭同的樣子：“像一具被抽走靈魂的驅殼，面無表情，眼淚往下流，一個勁地說：‘我都這樣了，大家為什么還要把票投給我？’”

　　沒多久，張旭同出院了。盟友間氣氛有了變化。

　　“電擊的恐懼，告密的戒備，大家更加能‘裝’，大家將自己封鎖起來。” 多年以后，江一帆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

　　大部分人剛出院那會兒，都會跟“打了雞血一樣”，保持一段時間在“四院”的狀態(tài)。

　　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盡全力讓父母滿意。

　　最開始他的英語只有40分，爸媽皺著眉頭；江一帆努力沖到了60分，爸媽還是覺得太偏科。英語分數最終沖到了90分。他說，當時真正的動力來自于恐懼：害怕表現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

　　盡管當時備考壓力很大，每兩周江一帆還是會玩兩個小時的《夢幻西游》。在他輟學打游戲的那兩年，這款游戲讓他的月收入達到5000元。

　　他滿心以為只要考上大學，就能逃離父母的管控，逃離被送回“四院”的恐懼。可事實證明，他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