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化懲戒權：讓老師能用會用用好

　　懲戒是一種特殊、不可或缺的教育形式。面對當前教育實踐中同時存在的不敢懲戒、濫用懲戒問題，人大代表發聲——

細化懲戒權：讓老師能用會用用好

　　教師懲戒孩子，這一有千年歷史的慣例，在當下，正在成為一個全社會關注的法治話題。

　　今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提出要“制定實施細則，明確教師教育懲戒權”。

　　近期，有一則新聞，引發關注。據中國青年網報道，《五蓮二中關于楊某某體罰學生的處理決定》文件顯示，因為用課本抽打了兩名逃課的學生，山東日照五蓮二中的班主任楊某某被學校停職一個月后，被納入信用“黑名單”，教育主管部門要求學校在新學期不再聘用該教師。

　　“五蓮二中事件再次表明，劃清實施教育懲戒權和體罰學生之間的界限，已經成為教學管理中無法回避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他提交了關于加快修改教師法的議案，建議明確教育懲戒權的具體內容和適用邊界。

　　“我們要立法來保護教師的這份懲戒權，教育不是萬能的，在通過足夠的耐心說服教育后仍然不聽話的孩子，學校教師就要采取適當的懲戒措施，要不然任其發展下去，后果不堪設想。”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成武縣第二中學高級教師許富華告訴記者，她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提出的如上建議，通過抖音傳遍了大江南北。

　　為何教育中需要懲戒？

　　學生違反校紀校規，教師要么不敢批評，即使批評也不敢說重話；遇到因教師批評學生而產生的糾紛，學校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只要家長一鬧，老師輕則被要求寫檢討、扣工資，重則被調離崗位，甚至被開除。甚至出現老師要求遲到學生罰站，卻被其任派出所副所長的家長帶到派出所扣留7個小時的怪象。

　　“這些現象讓學校的老師們不再敢舉起‘戒尺’，因為風險實在太大。教師的職責不僅是教書，還要育人，但目前一些教師已經不敢再管教學生了。這說明學校教師教育懲戒權缺失，懲戒教育正在逐步弱化。”周洪宇對記者說。“從整體上看，我國教師大多數是不敢運用教育懲戒權的，存在不敢管、不想管、不能管的現象。當然也有極個別教師會濫用教育懲戒權，引起很壞的負面效應。”江蘇省人大代表、淮陰工學院外國語學院院長左進對記者表示。

　　“在學校教育中，懲戒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形式，它通過對不良行為的責任追究和矯治矯正，讓學生從中吸取教訓，認識到作為學生必須遵守校紀校規以及班規，這樣他們以后踏入社會才會知道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因此，沒有懲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也是不負責任的教育。”周洪宇表示，他提出賦予教師教育懲戒權，主要是針對目前我國學校教育中教師教育懲戒權缺失的現狀而提出的。

　　沒有懲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也是不負責任的教育，資深教師許富華代表持同一觀點。她表示，面對不服管教、屢教屢犯的學生，以保護、賞識為主的教育方式明顯已不適合，教師不敢使用懲戒權已成為一些頑劣學生的“保護套”，這類學生如果不給予一定程度的懲罰，放任自流，不僅是對學生本身不負責，更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

　　“教師對學生具有教育、管理、保護的職責，為了履行這一職責，必須賦予教師一定的強制性管理學生的權力”，左進舉例道，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拿軍隊來說，只有軍紀嚴明，軍隊才有戰斗力，才能打勝仗。如何做到軍紀嚴明？那就是軍隊的指揮官擁有一定的懲戒權。

　　教師懲戒孩子遇到了怎樣的現實困境？

　　教師懲戒權，我國法律法規是否已經有所涉及？

　　記者注意到，按照我國教育法、教師法的有關規定，教師在教書育人過程中，有批評和抵制有害于學生健康成長現象的義務，也就是說，教師有責任、有義務對學生進行管理教育。

　　2017年3月20日，《青島市中小學校管理辦法》開始施行。其中規定，中小學校對影響教育教學秩序的學生，應當進行批評教育或者適當懲戒。2019年4月12日，廣東省司法廳在其官網發布《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送審稿)》，規定中小學教師對學生上課期間不專心聽課、不能完成作業或者作業不符合要求、不遵守上課紀律等行為可以采取一定的教育懲罰措施。

　　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提出要“制定實施細則，明確教師教育懲戒權”。

　　總體來看，教育懲戒權已經寫入中央文件，一些地方性立法有零零散散的規定，但由于國家法律并未對教育懲戒權給出明確規定，對于這一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意見尚未統一，教師們普通感到不敢用。“教師在懲戒學生的過程中，很容易遇到家長的抵制和不理解，出現‘校鬧’，社會輿論又‘管中窺豹’，容易以偏概全。”許富華代表表示。

　　“當前法律缺乏關于教育懲戒權的明確規定，是導致‘不敢管、不愿管’現象與體罰兩個問題難以解決的重要原因”，周洪宇表示，在法律中明確教育懲戒權，目的就是要立法明確教育懲戒權的概念、邊界、內容、形式，既要讓教師敢于行使懲戒權，又要確保教育懲戒權不能被過度使用。“通過法律法規的明確規定，賦予教師法律抓手，用法治‘防護衣’保障教師‘敢用’‘能用’懲戒權。”這也是許富華代表的呼吁。

　　如何細化規定讓教師用好懲戒權？

　　教育懲戒權，它的內涵是什么？如何在法中進行規定呢？

　　“教師的教育懲戒權，是教師在教育教學過程中依法擁有的對學生的失范行為進行處罰，以避免失范行為的再次發生，促進合范行為產生與鞏固的一種權力，它是教師的職權之一。”周洪宇解釋到，教育懲戒權應該包括以下幾種具體的權力，應在法律中進行列舉：批評權，即批評和制止學生不當的言行舉止；隔離權，將侵犯其他學生合法權益的犯錯誤學生隔離開來，以保護其他學生；沒收權，沒收手機、玩具、寵物等擾亂課堂紀律的學生個人物品(注意要在事后返還家長或學生本人)；警告權，要求犯錯誤學生寫認識到自己錯誤的檢討書，以保證不再犯錯；留校權，視情況要求犯錯誤學生放學后留校，反省自身錯誤；剝奪權，視情況取消犯錯誤學生參加某些集體活動(如春游、秋游)的權利。此外，還可視情況讓家長對犯錯誤學生進行批評教育；視錯誤嚴重情況給予犯錯誤學生處分，并將處分情況真實、客觀地記入檔案；視錯誤嚴重情況給予學生停學等處理。

　　“山東日照五蓮二中的事件所形成的寒蟬效應，讓不少教師對使用懲戒權心存顧忌。”許富華代表表示，懲戒權要想能用起來，需要制定細則，對懲戒權實施的依據標準、監管方式，懲戒權適用的人員、環境、形式、記錄，社會輿情的監督等均要具體明確，通過嚴格細致的規定，避免教師明哲保身、出格行使，消除社會誤解，減少社會對抗。

　　“教師行使教育懲戒權還應講究正當程序。用于懲戒的規則必須提前確定地讓每一個學生知曉，實施懲戒之前要給犯錯誤的學生足夠的提醒與告誡，要給學生辯解的機會與權利，事后最好能與學生家長及時溝通，請他們配合做好教育工作。”左進提出了運用教育懲戒權的原則，“還要因材施教，比如對性格內向的學生、家庭困難的學生、身體虛弱的學生、單親家庭的學生等等，既要遵循規則的普適性又要照顧學生的個體差異。注重與其他教育方式相結合，如當我們運用教育懲戒權制止了學生錯誤的行為時，要通過說理的方式幫助學生提高認知，讓學生認識到錯誤行為的危害，還可以通過賞識教育的方式進行正面引導。”

　　許富華表示，不同類型學校因工作性質、學生年齡、身體狀況、教育要求、承受能力等不同，制定法規細則時建議對此有所區分。另外，幼兒園、特殊教育學校等，應在對學生狀況綜合權衡后，研究符合其成長規律的合適方法，以期達到最好的懲戒效果。

　　如何推進家校之間形成共識？

　　用法律標清懲戒權限，加強家校溝通聯動，并在全社會達成共識，合力作為方能有效推動教育發展。周洪宇說，對教育懲戒問題，家庭和社會的共識方面現在是個短板，所以合力還沒有形成。

　　“當前部分家長對學校和教師懲戒學生不能給予配合和理解，其根源在于很多家長沒有形成正確的家庭教育理念，這就是一些合理正當的教育懲戒卻引發‘校鬧’事件的根本原因。”周洪宇表示，家長正確地開展家庭教育同樣需要學習，因為家庭教育本身是一門科學。但是我國對于家庭教育學科的研究不夠，導致專業師資十分稀缺。

　　周洪宇在2019年全國兩會上提交了《關于加快制定家庭教育法的議案》。提出要加強家庭教育研究，在大學尤其是師范大學中應該設立家庭教育專業，培養專門的人才，安排他們到學校和社區，通過開設家長學校或者家長課堂的方式培訓家長。“在教育懲戒權的落實問題上，家長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相信一些對教育懲戒理解存在誤區的家長經過學習和培訓，會在教育懲戒發生時主動和教師進行溝通，在教育理念和方法上尋求家校共識，對合理的教育懲戒給予支持。只有這樣，那些犯錯的學生才能在多種教育力量的綜合影響下認識到自己的問題，改正自己的錯誤，并獲得更好的發展。”周洪宇說。

　　周洪宇注意到，針對我國教育領域的“校鬧”等問題，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五部門8月共同發布《關于完善安全事故處理機制維護學校教育教學秩序的意見》，明確了8種“校鬧”行為，要求多部門協調配合依法處理學校安全事故糾紛。周洪宇對此表示很有必要，也很及時，建議在今年教師節前后，配合中央有關教師工作精神的宣傳，通過各種方式與途徑，加強對五部門意見的宣傳貫徹落實，讓意見精神家喻戶曉，產生實效。最高檢也可結合今年自身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安排各級檢察院工作人員在教師節期間對各地中小學對口開展一次專項走訪檢察活動，了解廣大基層教師和家長對意見發布后有何想法與建議，以便工作更有針對性和實效性的開展。

　　王麗麗 郭樹合 汪彥